新民周刊创刊至今垂二十年、满一千期了。喻人正是个青年，喻刊则是一位成熟而温厚的“邻家大叔”了。我和这位“大叔”相伴二十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相伴越久，越觉其方正闻达，气息醇厚而大气谦和。

　　二十年前，它是真正的“应运而生”，“运”，乃城市之运，1998年的上海，正处于“鸿运大展”的前夜，两座象征城市未来的宏大建筑翩然惊现： 8月27日，上海大剧院落成，8月28金茂大厦落成；那时的上海，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刚刚造好，“华美的弧形”被誉为“外滩最佳观景点”，人称“亚洲第一弯”；那时，南京路还不是步行街，那时，福利分房制刚刚结束；那时，街头巷尾都是《相约98》；那时的上海，更大的事就是抗洪救灾，江西、湖北、安徽等沿江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而上海每一次支援救灾总是冲在前头，这一次也毫不例外。

　　上海，焦虑与机遇并行；它冲天一飞之前，需要图文并茂的记录，它华丽转身之时，需要深度和温度的解读，而堪当此任的，无疑应该是一本周刊，一本综合性的时政类周刊。

　　新民周刊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定位，在创刊早期曾几经周折，但是“特稿”的地位，却一直备受重视，我曾有幸长期负责周刊特稿的策划与采写，现择其印象深者备述，故曰“忆琐”。

　　1998年也是中国特稿的飞跃期。这种发轫于上世纪40年代的新闻体裁的定义与涵盖其实是一直有争议的，《新闻学大辞典》（甘惜分主编）对特稿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文字深入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的报道。

　　然而，“简单地说”，只是说说简单，其“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中的任何一项，要做到“说透彻”，都是大大地“不简单”，特别是“揭示事物本质”，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特稿中，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已是上乘之作。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时更愿意接受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的观点：“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可读性和原创性，侧重以讲故事来提供信息。

　　故事怎么讲呢？那时候的编辑部几乎天天组织讨论，大家自发地对各种选题“把脉”，以期渐渐地形成共识。

　　除却“试刊号”，周刊创刊号上的封面主打“零点前的疯狂”就是集体策划，我和摄影记者潘文龙合作的结果。

　　时为1998年的12月，国务院下达了环太湖治污的重大指令，我们沿太湖考察了几处排污重点企业，通过四五个家庭悲剧，来揭示环太湖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所到之处，群众因为受污染之苦而对我们屡屡下跪，有的地方甚至拦道倾诉，哭声震天，我们震撼之余，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中国之痛”——发展与环境的激烈冲突。

　　问题是稿子刊发后，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广受关注”，打分的话最多也就“良好”，杂志社马上召开“把脉会”，研究为什么没有“非常好”，分析结论，首先是污染初起，此稿接了“沿太湖”的地气，而没接上海读者的地气。城市读者对远在太湖“苏锡常”的污染之害尚未形成关切热度；其次是，采写时间过短，周刊初创，我们还是改不了报人“赶热点、抓突击”的习惯，尚未认识到真正的特稿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筛选提炼大量的细节后，以其特有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细腻的描述，曲折动人的情节，生动详尽的叙述，来赢得读者的青睐。第三是，采写虽然原创，题材并非独家。先期大量报道的治污消息把我们的故事稀释了。

　　“葛少华”是个带有色彩的浙年，听说浙江大明山（浙江昌化境内）的山顶有一千亩“无主良田”，而且地形奇特，险峻，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一个人持刀上山，“占山为王”……

　　时值新民周刊刚刚创刊，亟需“猛料”，听说这个故事后，周刊认为“是卖点”，再次由我主刀奔赴浙江大明山。

　　1962年在山东出生的葛少华，有着山东人的豪爽个性，然而，始终萦绕心中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淳安老家”。直到14岁那年，父亲才带着他返回淳安。另一种情结，则是他的“军人情结”。他是一个在军营长大的孩子，一直跟着父亲在军营长达14年，深以军人为傲。长大后的他投身军伍，又是4年的军营生活。1998年，他是以一名的身份孤身上了千亩田，千亩田，地处淳安与临安交界处。在海拔1400多米的山顶上，有千余亩连片平整的土地，故得此名，是淳安唯一一块高山湿地。为了把自己留在千亩田上，他放弃了当年不少于10万元的年收入，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开发千亩田，将150只湖羊赶上了海拔1400多米的千亩田，虽说是赶，很多时候其实是抱着羊上山的。山顶上没有电，没有屋，他完全像个野人一样生活着，半年多时间，他吃掉了十多条大蛇。为了能在野外生活安全，他的柴刀从来不离身，毒蛇、野猪、黄鼠狼把他变成了一名“猎人”，他的理想是把千亩田打造成一个“草原风光”地带，建立“农业观光游”，于是种了10000棵银杏树，建了20间小木屋，前景非常好。然而，因为淳安、临安两地争夺“千亩田”，他还是成了淳安、临安“边界纠纷”下的“牺牲品”，个人的梦想和两地纠纷来说，孰重孰轻，最终为了两地稳定，葛少华还是他走下了千亩田。

　　特稿通常被分为社会特稿、事件特稿和人物特稿三大类，这个悲剧意义的的人物特稿，在我刊发表后，尽管有人民日报一类的大报作延伸报道，也仍然没有形成预期的轰动，究其原因，尽管“励志而”但仍然是没接“地气”，城市读者很少能从中感受到“关联性”，相形之下，周刊封面曾两次刊登朱总理大幅照片（内附特稿），上一次，火一次；封面报道有家庭与徐匡迪市长的，同样火爆异常，不但读者蜂拥上门，把展示柜内最后一本样本买走，而且其中几期还在印刷厂时，半夜就被报摊报亭的业主包围……

　　分析原因，众说纷纭，最大的共识是，周刊既然定位为“时政类杂志”，其封面主打当然是“分量越重越好”，轰动的几期恰好符合了读者的阅读预期，虽然不至于“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但“重大”两个字无疑是“关键词”，周刊的特稿应该怎么做，答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

　　在周刊的日子，因长期涉足深度调查而写过不少特稿，若论“重大”，血吸虫病流行涉及南方十一省市，几千年来一直是底层人民的噩梦，不可谓不重大。

　　由于宣传上的偏差，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误以为血吸虫病已经消灭，要不是“全国血防的一面旗帜”胡国富同志的直言，相关真相不知何日重见天光。

　　他的回答：没有什么“重来”的概念。它们就一直在那里呆着。有过遏制。但从来未被消灭。

　　吃惊之余，我为这次调查做了充分的功课，了解到1986年全国各级血防机构都已撤销，归并到各级地方病防治机构和疾控中心，“血防办”的确没了。

　　于是2003年的秋天，我为采写《湘鄂赣血吸虫惊悚调查》而跋涉于湘鄂赣三省湖沼地带——洞庭湖、岳阳市、荆州地区、鄱阳湖……发现血吸虫根本不是“死灰复燃”的问题，而是“大流行”，导致它大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劳模胡国富所言：“基层血防队伍”被解散或者“雪藏”了。

　　问题是，在疫区的官场，这却是一个“做得而说不得的事”———“血防”毕竟是一面“旗”，虽说现在也“弱化”了，但是公开承认“砍旗”毕竟犯忌，所以只是笼统地承认有“解散”这么回事，可作为实证，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被你解剖的“麻雀”呢？

　　我在疫区滞留多日，终于得到当地一位朋友的帮助，为我引见了一位愿意说出真相的“血防站站长”。

　　他叫袁德里(化名)，五短身材，在得到我们的保密承诺后，他用圆鼓鼓的手慢吞吞地打开“血防站”大门的锈锁，推上闸刀，接通照明，为自己辩护似的嗫嚅着：我们全散了，湖南湖北乡镇一级的(血防)基本瘫痪了……

　　所有的医疗用房都空空荡荡，走廊里，到处是烂纱布、破药瓶、旧病案，秋风不识字，乱翻病历卡，一派衰退景象。

　　“我有什么办法”，袁德里胖嘟嘟的脸上挤满了无奈，指指一排排的空房，“老百姓的家还没有来得及‘鬼唱歌’，我这里已经‘鬼唱歌’了。”

　　没有一分工资，大家要走，我拽也拽不住。什么坚守岗位？你不给人薪水，说线人，现在只剩我和统计员两人算是留守，1月到9月，我们俩总共只拿了360元，“我想把它给卖了”，他指指血防站的屋顶，满不在乎的模样像是一个农民要卖他的牲口。

　　“血防站”关了一年了。他补充说，副站长自己开门诊了；一个护士到广西打工去了；一名女医生改行，到药厂去搞包装了；另有一医一护去了318国道边开血防门诊……就剩我了，转业军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任何收入，现在靠老婆养活，明年得自找出路了，总不能老吃“软饭”吧。

　　还能怎么样，一对钉螺一年半以后就能繁殖25万只，我们这个乡本来就疫情严重，现在它们怕是要“计划生育”了。“卫生部实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以来，你们怎么执行？”我又问。

　　填数字呀。数字出干部啊。灭螺队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习惯“估报”、虚报了。这，还不是公开秘密？

　　这是一个率真得像孩子一样的血防干部，中午请我吃饭，我不肯让他埋单，他却拍拍口袋：老婆不倒，酒钱不少，我来！

　　这篇特稿跋涉三省，历时一月，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光新浪留言板留言就达七千多条，在当时是不错的记录了。更有甚者，特稿促使国家的顶层设计做出了调整，各地随之恢复了各级血防办和血防机构，“血魔”再次得到了有力的遏制。但百密一疏，我们最终把线人也暴露了，因为报社有“大员”坚持说，如此重大的报道必须“真名实姓”，更何况是“为民请命”，虚报姓名，藏头缩尾还有什么分量？是千万人的福祉重要，还是一个人的私密重要？！

　　他的真名就这么捅了出去，以后的日子我天天像蹲油锅一样地焦灼，希望这篇特稿的影响越小越好，最好北京没人看到，湖北没人看到，荆州没人看到，甚至——知情者看到此处瞬间短路。

　　我开始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勇气怼回去：你们一定要暴露线人，我就不发了！我恨自己自私，无非不想一个月的调查成果付之东流……

　　然而，他的电话还是打过来了，一听他的抱怨，我就脚踝发怵：“……你可把我害苦了！上面现在天天追着审我，老婆也要和我离……你！你们不是说好不公开的嘛……”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放下电话的了。一个人的“牺牲”也许真的换来“千万人的福祉”，但为什么我每次想起此事就心情沉重？

　　西方诸国，采访未成年人，首先要征得他们法定监护人的同意，并在其陪伴之下展开采访。这是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也是避免新闻诉讼的必要程序。因为，接受媒体采访，意味着当事人明白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并要承担公开传播可能造成的全部后果。而对儿童来说，他们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明确判断接受采访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这样一项基本原则，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只能旁参相关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其中程序合法，既是保护未成年人，也是记者的自我保护。

　　2011年初，“网络打拐”受到广泛关注，《新民周刊》也在第一时间介入报道。为探究虐待童丐的源头，周刊首席记者杨江赴河南太康调查采访。调查发现，“两名儿童致死，多名儿童失踪或致残”的虐待儿童、操纵儿童“卖艺”乞讨的团伙中，“黑心丐头”翟雪峰为首的黑恶势力引发我们的关注。杨江现场调查的情况令人发指——“听说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了过来，一把扯去帽子说，‘看把我给打的’！她就是任芳芳，跟随翟雪峰时间最长，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除了死亡、失踪外，伤痕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个孩子。”

　　“……她低下头，拨开头发，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被泼过硫酸腐蚀了一般毫发不生，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最大的一块面积约达4cm×12cm。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鼻中隔被剪断，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她的耳朵，给翟雪峰剪成叉状。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被剪出凹缺，也是翟雪峰剪的。身上还有伤呢，是翟雪峰用火烫的……”

　　拍照和录音，杨江取证很顺利，但是在我和杨江通话时，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杨江说，对小女孩取证时做到了有法定监护人（任芳芳母亲）在场，但是“她说话很明显前言不搭后语”，“眼神呆滞，村里都说她是疯子”。

　　我一听立即引起警觉，有鉴于翟雪峰在当地人脉深厚，不能排除他熟悉当地司法界的可能，如果有当地律师事后证实“监护人”无效，那我们认定的事实，不但可能打折扣，还会招来更麻烦的诉讼纠纷。

　　问题是，目前我国新闻道德规范以及立法中，恰恰缺乏如何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具体细则。和法律专家商量后，周刊决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涉案儿童进行现场询问的规定，讯问未成年人时，根据调查案件的需要，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或者教师在场。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家长”或“监护人”，换句话说，没有入学的任芳芳在接受周刊的询问时，必须有家长（监护人）在场。

　　为了防范翟雪峰黑恶势力事后的寻衅报复，杨江的采访立刻换上了任芳芳的父亲，重新录音拍照取证，务必做到“程序合法”，以备黑恶势力“恶人先告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调查性报道刊出后，常常有当事人抓住取证过程的瑕疵，动用当地政经资源，就地立案起诉，而这类异地官司一概凶多吉少。

　　确定了合法监护人，我们又设计了对任芳芳的询问程序。认为重点是应该排除收集证据人员的“诱导”、“诱供”、“启发”等不正当手段的嫌疑，询问过程全部录音为客观记录。

　　为了排除外界干扰，周刊把询问现场设在任芳芳的家中，按有关规定询问者（记者）在“二人以上”。询问前，我们设定了范围，询问时，只是指着她一处处的伤残问怎么回事，并不提示“谁打的”、“他真凶恶”之类的诱导和评语。如果她说出一处伤口，我们也只是简单地问：他为什么打（剪）你？或者，被打（剪）后感觉怎么样。

　　录音采访过程顺利，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除了他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芳芳的小伙伴也证实了翟雪峰对她的虐待。

　　可是，当周刊采访翟雪峰时，不出所料，对于任芳芳浑身的伤痕他全部赖掉：烫伤是任家的事，任芳芳被他领走前就有的；头伤是自己摔的；鼻中隔是“自己抠坏的”；耳朵居然是“先天缺失”；舌头两侧的缺失是，舌头天生与下颚相连，他出资就医后，手术剪开所致……

　　总之，一切伤残与他翟雪峰无关。但是，问他舌头剪开手术是那家医院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手术费多少？翟雪峰却张口结舌。

　　报道见报后，果然有一位自称是翟雪峰“聘请”的律师来电，威胁说：“你们报道严重失实，对儿童的采访‘程序非法’，对翟雪峰构成诽谤罪……”

　　幸亏周刊事先做了相当严密的准备，所以对他的威胁，我们淡淡地说：就怕你们不起诉！欢迎有机会把翟雪峰的滔滔罪行曝光于社会，公之于法庭，公开讨论！

　　民间长期流行的“童言无忌”的说法曾让我们长期相信，儿童（少年）的证词，准确度高，可信度强。

　　首先，无忌之“童言”其实准确度不高。由于未成年人的生活经历、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都处在发展阶段，所以其言词表达具有“笼统、片面、直观”的特征。轻率采信儿童似乎“无忌”的证词，于笔者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1998年的冬天，也就是周刊创刊期间，笔者受命与摄影记者雍和合作，调查火车上海站的流浪儿童。流浪儿童中有个叫“小山东”的，时年也就十一二岁，在说到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冷漠时，矛头直指当地公安，说“经常受到公安的恶骂和驱赶”。

　　因为相信“童言无忌”，发稿前虽有核对，但潜意识认为“公安当然要否认的了”，决定采信“童言”，报道中虽然没有直指，却作了“特指性唯一”的强烈暗示。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当地警署强烈不满，因为事实上他们从来没对流浪儿童打骂驱赶。经再次调查才发现，原来“小山东”把“城管”当成了“公安”。在孩子眼里，“穿制服而且神气”的，大概都是公安。

　　事后反思，才更真切地认识到，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局限，对事物的认知、描述往往有片面性，准确度不高。比如那个“小山东”，不但分不清公安和城管，也说不清老家的具体位置，一会儿说在“潍坊南”，一会儿说“潍坊西”，这和他没有地理概念有关。他也对城管不允许他们享用饭店的剩菜剩饭不理解，不能接受“剩饭剩菜会致病”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刁难和冷酷。

　　其次，“童言”缺乏逻辑性，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童言无忌”往往出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表达，比如安徒生那则著名的故事“皇帝的新衣”，那个脱口而出“他其实什么也没有穿呀”的孩子事先并没有得到成人的警告和诱导，事实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儿童言论更容易受成人暗示和环境高压而变形。

　　关于这方面典型的教训是汶川地震后，一些媒体对震区少年儿童的形同“轰炸”的诱导式采访和代理式“回忆”，不但扰乱了真相，而且伤害了众多幼小的心灵，个别从业人员的素质之差、“路子”之乱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小林浩救同学的细节，确实存在前后不一、数字紊乱的现象，但如果考虑到一个时年9岁的儿童，每天要接受十几场采访、几十个成人的盘问，被“心存拔高”的媒体无数次地暗示、诱导、怂恿……两个月下来，就是成人也崩溃了。还有一个跳楼逃生的叫“罗洁”的小学生，被媒体“拔高意向”逐日诱导的结果，居然声称自己从“五楼”跳下而生还，而去过映秀的记者都知道，那所“中心小学”最高也就四楼！

　　特稿既然是“讲故事”——主要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报道新闻，那么“故事的温度”就很重要。我的早期特稿，往往“激情洋溢，一泻千里”，温度很高，恨不得把心中的汹涌一股脑全给读者，但后来我发觉，就像说个笑话，听者未笑而自己先笑一样，高温报告，特别脑残。

　　须知现在的读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使读者喜欢以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来评判特稿中呈现的一切，用不着你来加温。

　　为有别于“零度 ”，对特稿中的叙事语境，我们姑且列出“低温”和“高温”之分，“低温”的叙事，基本叙而不议，或关键之处偶尔议之，目的正是“尽可能地把客观事实和本质最准确地传递给受众”，贬褒当然还在，只是“皮里阳秋”地凸显新闻正义，从而让渡出更多的观点空间，换取受众更多的认同而已。

　　特稿“高温”叙事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夹叙夹议，充溢着大量正面的说教或负面的煽情，目的是以记者个人的价值观或报社的立场影响受众，取得更多的认同。事实证明，往往叙事语境的“温度”高了，受众的温度就下降，曾长期占据特稿写作圈的“高温报告”，正因为充斥着灌输、说教、祈使、渲染和矫饰而广受诟病，近年来发生的一种变异，就是为追求票房利益而出现的“高温”特稿，比较受关注的就是 2010年 12月 22日某报特稿“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这篇 4000余字的调查报道在特稿中属于中等长度，但行文过程中，因渲染“名校效应”而有“高温报告”之嫌。其特征是“复旦祈使句”使用较多，全文共出现“复旦”18次、“学生”24次，此位作者乃著名记者，写过很多好稿，但本次报道没能控制好情绪。“夜不上黄山”是惯例，可“被困者是复旦学生啊！”；“这些被困者身份特殊，复旦大学的学生！……”；“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说是复旦大学生这个身份”，这些反复强调“复旦效应”的话语，容易让人误读为整个救援因“复旦”而“高度关注”而“夜上黄山”而“警员敢死”。

　　以调查的术语来看，作者是“在场”的，但是叙述中“不在场”的议论较多，因而影响了报道的传播效果。

　　2011年，我与摄影记者潘文龙再度合作，采访了山西“采空层”，所谓的采空层，乃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使地下矿体层形成巨大的空洞，出现罕见的采空区。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采空层上面的城镇村落当然是危险的。

　　山西临县木瓜坪乡庞庞塔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一个依山而建的行政村，因为下面的地层被采空，整个村“就像掉冰窟一样”，塌了。

　　“10月的中旬，吕梁山区已经很有寒意了，进村的感觉非常寂静。满眼的白杨。满地的枣子，因为阒无一人而没人捡，我们随手捡几个尝尝，甜。

　　山鸟在叶间鸣啭。村子里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类地震”的感觉强烈，全村百余座房屋倒塌八成，一些尚未倒塌的院落大门挂着锈锁，墙壁上几寸宽的裂痕大张虎口。除了塌陷，似乎还夹杂着滑坡和泥石流，成片依山而建的窑洞被坍塌下来的土埋住，露出一个个的黑洞，村民的家具、摩托车、电视机、自行车等物品都被埋进了“黑洞”。……地陷看上去是突然发生的，但预兆早就有了。受大规模煤矿开采的影响，庞庞塔村其实在2000年就开始有村民的窑屋不断地“塌下去”，“夜里睡觉，墙皮土屑不断地往脸上掉，白天好好地，房梁咯吱咯吱地响”——以后越演越烈，今年夏天，大规模塌陷开始出现。“像放炮。”村民苗生全回忆说，“东家屋子摇着摇着，眼看快塌了，西家的也晃了起来，这边在晃，东边的已经‘轰’一声塌了，大家快去东家看，西家的也‘轰’一声没了……幸好那几天大家都觉得不对劲，白天都在外活动，要不全埋了！”

　　村民都逃离了祖居。在村庄东面100多米的地方，依山造着三排砖窑。村民秦有才说，这些砖窑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旧庞庞塔矿的矿工宿舍，已经废弃了好多年，居住条件极其简陋，因为没人住，用城里人话说，就是长期狐兔出没，“鬼气森森”。目前是村民们的临时避难所……”

　　整篇报道我们都是用平实的、低温语调叙述的。现实已经很骨感，你还有必要再加温吗。

　　特稿作为新闻故事的一种形式，要严格遵守新闻的客观性，在表达上应该避免刻意渲染和煽情，应把客观事实和本质最准确地传递给受众，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但同时，特稿又是媒体“特殊”的声音，必须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既要揭示客观真相，又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还得保持良好的传播效果，特稿的理想选择应是“低温表达”，只有对受众让渡出一定的观点空间，才能换来更多的认同。“低温”地叙述事实并持有观点，这已经是“让渡”，让渡才使特稿魅力恒久。

　　新民周刊创刊满一千期了，和这位“大叔”相伴越久，越觉其方正闻达，气息醇厚而大气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