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依托馆藏丰富的民国文献，推出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文献特展，展出近200册珍贵原始文献。这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书册，展示了中华儿女救亡图存、团结奋战的勇毅精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后人读史，因为已经知道后续的历史发展，常有一种“先见之明”。那么，处于事件发生当下的人们，如何及时了解事件进展，如何认知事件在历史上的位置呢？

　　7月1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后，上海一家叫“时事新闻刊行社”的机构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日本对华的新进攻！！！卢沟桥大事件》。读者对如此重大的时事极为关注，7月22日该书便再版了。发行机构自述“我们的主张和任务”，起首疾呼：“国家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在目前，谁不严正的关心世界政治和社会时事，谁就立刻被时代的狂涛所淹没！”他们主张以一种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中间读物”为载体，因为“报纸只能供给日常的一般的消息”，“综合杂志更详略不一，撩乱纷繁”，这种“中间读物”只详谈一事，开本不大，便于收纳与携带，而且在战时条件下也方便出版。这样的小册子，在整个抗战期间广泛出版与传播，每一场重要战事后不久，就有专门的小册子问世，及时向读者讲述前线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已渐次为大众所知晓，很多人已经觉察到两次事变的意义与大时代的转折。

　　1937年11月，在四川的统一评论社发行了李天民所著的《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作者的一篇《编辑旨趣》铿锵有力、读来令人激越：“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暴露出它狰狞的面孔，开始向中国猛烈的进攻。到了卢沟桥事变，是六年来含垢忍辱的中国，向日本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六年中，日本欠下了我们许多血债。现在清算这血债的全面抗战已经开始，我们必须要记着过去的耻辱，才能淬厉雪耻的决心，服膺已往的教训，才能整齐今后的步伐，认清敌我的环境，才能把握最后的胜利。”作者希望自己的这本小册子“可以当作一部血泪史，可以当作一篇座右铭，可以当作一首图强歌”。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开赴战场，奋勇杀敌，这其中有一批随军出征的年轻人留下了文字记录，成为我们今日回首往事的珍贵依凭。

　　1938年，沙汀三十四岁，这年秋天，他与日后写出《生活是多么广阔》的诗人何其芳来到了延安。此时的沙汀已是左翼文学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首肯。沙汀来到延安后，代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有的作家在书房中磨砺文字，也有的作家奔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在纸片上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沙汀便是后一类作家。1938年11月，沙汀随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转战山西、河北，直到次年7月回到延安。这段经历，凝结成了沙汀最知名的作品之一《随军散记》（又名《记贺龙》）。

　　沙汀自述“记录的时间每每不是在敌我的大炮声中，便是在夜行军之后，或者是长谈后的深夜”。由于他与贺龙有长时间的接触，呈现在《随军散记》中的贺龙形象是立体而可亲的。在沙汀的笔下，贺龙的个人魅力得到充分展现，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跃然纸上。

　　沙汀这样写贺龙负伤骑马：“他拥着一件黑羊皮外氅，皮帽子的耳罩挪下来，多少还带一点病容。他让他的马自由地走动着，相当缓慢，但走过十多里路以后，也许是那广阔的大地以及同他那毫无掩饰的性格一样的北方的落日兴奋了他，他忽然在积雪的原野上急驰起来了。”

　　沙汀常为贺龙的幽默与乐观所感染。在日寇对我军的残酷扫荡之际，贺龙的镇定自若不免让沙汀感到惊奇，贺龙“好像一个习惯于骇浪惊涛，而又喜欢着它们的舟子一样”。

　　沙汀的《随军散记》固然记录的是行军中的一些片段，但读者能于片段之中窥见一种恢宏的势。贺龙与沙汀等人常围炉夜话，有一晚，他们谈到了日寇对延安的进攻，当有人问起他敌人企图进攻延安的目的，贺龙信心十足地说道：“这还不明白？他想在政治上打击，把它中央所在地搅掉。但是毫无用处，——是在大山里住惯了的。”

　　在本次展览中，观众还可以见到一册《缅北之战》，作者是黄仁宇。这位黄仁宇，正是日后写出《万历十五年》，以倡导大历史观而闻名的黄仁宇。1943年2月起，黄仁宇以下级军官身份参加了缅北反攻战役，并兼职“业余新闻记者”，撰写了十来篇战地通讯。他记录下了在那个湿热难耐的环境下发生的战争的一些细节，由于文体的要求，他不可能在通讯中过多透露自己的感情。在黄仁宇晚年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他对这段出国征战经历仍难以忘怀，并表露出更多自己的感受，战争的触目惊心让亲历者长久难忘。

　　抗战期间，一批外国记者突破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抗战故事。这其中最为知名者，当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成为第一个到红色边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二年即被译成中文。为了能在国统区出版此书，书名被改成“西行漫记”。或许斯诺也没有想到，他的书在世界引起了轰动，史沫特莱读过此书后深受触动，她日后也来到了延安，在这里待了更长时间，并完成了一部以朱德为主人公的作品《伟大的道路》。

　　斯诺不仅以笔，也以镜头记录下了边区的人与事。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张照片《抗战之声》引人注目，这张照片作为插图后来更成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照片中，一位年轻的战士身姿挺拔，面对着飘扬的旗帜吹响了号角，旗帜上绣着一颗红星，旗帜白边上还能辨识得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字样。虽然这张照片传播很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却不知道这位吹号手是谁，今天我们知道他是谁了。

　　他的名字叫谢立全。1936年，斯诺在宁夏同心县豫旺堡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谢立全才十九岁，是红军大学学员，他来自千里之外的江西兴国县，十三岁就参加了红军。抗战期间，谢立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度过的，他参与领导了珠江纵队的游击战争。1955年，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斯诺的书出版后，谢立全并没有看到此书，直至晚年，他才确认书中《抗战之声》的主人公正是他自己。

　　图像有时比文字更具感染力。与《抗战之声》同样具有经典地位的，是丰子恺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一系列漫画。展览中有一册《子恺漫画全集之六：战时相》，1945年12月初版，收录了丰子恺在抗战流亡中所作的六十四幅漫画。

　　丰子恺的漫画雅俗共赏，独具自己的风格，古典的气息与现代的题材结合得恰到好处，寥寥几笔勾勒出各种形象，简约但不简单，余味无穷。收录在《战时相》中的几幅以躲避敌机轰炸为主题的漫画，来源于丰子恺自己的经历，是对敌人的愤怒控诉：一幅描绘的是母亲背着还不能走路的娃娃逃命，小娃娃的头被弹片切去，而奔走中的母亲尚未发现；一幅描绘的是敌机从远处飞来，父亲牵着女儿的手逃命，父亲的步子大，女儿的步子小，女儿跟不上父亲的步子；一幅描绘的是炸弹即将落向聋哑学校，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丰子恺没有画出，但所有读者都已知道。

　　无须更多的文字，这些画面已能让所有看到它的人备受触动。抗战期间，丰子恺的缘缘堂被毁，在一篇文章中，他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失去也不可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他用五寸不烂之笔写文章、画漫画，在对抗暴敌时，也给人以希望。在《战地之春》中，一株小草开在了战壕中，地上有一顶军帽，几点血迹洒在不远处，不论环境多么艰难，总要争取生的机会，中国人本就不屈不挠。

　　1936年7月，斯诺采访时，已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方针。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很快演讲稿就在国内出版了。展览中展出了三种《论持久战》的不同版本，有一版本为1938年7月汉口新华日报馆印行，书名由题写。

　　《论持久战》反驳了当时流行的“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误，尽管当时也有不少人相信抗战将长久进行，但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正确回答持久抗战理论的，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论持久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撰写的，它的战略指导作用无可替代。

　　展览中还展出了周恩来等著《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此书是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领导人的论著，包括了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在《群众》周刊发表过的关于持久抗战方针的论述，此书1938年3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这家出版社即今天我们熟知的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

　　持久战的基础在广大民众。的持久战理论中，十分重视对广大民众的教育宣传，调动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团结抗敌。一批我们熟悉的文化、教育界名人，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抗战中。

　　1926年加入中国的文学家楼适夷，1933年在上海遭当局逮捕，在牢中度过四年后获释，1937年底他在长沙编写了《大众抗战讲话》一书，呼吁在全民参加抗战的今日，希望热心战时教育的读者，加入到这一工作中来。

　　1928年在海外加入中国的历史学家侯外庐，1937年在自己家乡山西一所新创办的大学——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中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在汉口的生活书店发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侯外庐在抗战期间还有多种作品问世，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而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

　　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7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辑发行了《晋冀鲁豫军区烈士英名录（第1部抗战时期）》，全书共九册，记下了抗战时期晋冀鲁豫军区牺牲的烈士的简略信息。前言说：“艰苦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不少的干部和战士为着祖国的独立、自由、和人民的解放，流了他最后的一滴血，因而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并取得了胜利。”翻开泛黄的纸页，抚摸这些铅印的名字，抗战胜利从何而来，正从此处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