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当上总裁的前中国足球掌门人王俊生感慨道「搞了几年经济工作，明白了不少事情，如果在到足协任职以前就做经济工作，我会少走很多弯路。」

　　从1994-2020的26年时间里，起错了头的中国足球在资本与行政构建的「伪职业化」莫比乌斯环内，循环往复。

　　2011年恒大首夺中超冠军，庆功宴上，时任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满脸醉意，豪情万丈，高喊「足球就是燃烧人民币！」

　　随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限薪、中性名等焦点问题悉数尘埃落定。狂飙突进的十年「金元中超」正式宣告落幕——中国职业足球将步入从「通胀」走向「通缩」的时代。

　　辞旧迎新之际，按照惯例又到了为中国足球罗列「罪状」的隘口，铺天盖地的肮脏字眼都难以描绘的N宗罪，却能推出一个「时代罪人」以消众怒。

　　1992年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几乎同时，徐根宝率领的中国国奥兵败吉隆坡，无缘当年度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前者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徐徐拉开帷幕，而后者则给中国足球当头棒喝。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位于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确立「以改革为主题」，并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在会上指出「要用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来，这是党和政府对足球界提出的历史性任务。」

　　在这种历史性难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我们要学习，要「开眼看世界」。于是，「职业化」这个词就这么仓促又生硬的被搬上了台面。

　　一年之后，作为红山口会议延续的大连棒棰岛会议召开，中国足协正式确认1994年甲A联赛改制为职业联赛，允许引入外援、外教，施行主客场赛制。同时还在会议上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当时给国足提出的目标是踢进1998年世界杯以及在2002年世界杯上进入16强。

　　回头看，当年这个《十年规划》还算比较靠谱。至少1997年国足无限接近十强赛出线年世界杯起码出线年，中国足协对国字号球队在2020年之前所提出的6个目标，竟然无一达成！

　　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只告诉中国足协掌门人王俊生「足球可以挣大钱」，但到底怎么挣，什么才是职业足球，中国人一概不知。

　　为了搞清楚其中门道，同时也给首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打好基础，足协特地派人前往欧洲考察。但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想要清晰地梳理出欧洲足球的百年沉淀，显然强人所难。

　　1994年4月17日下午，王俊生在成都市体育场一声怒号，轰轰烈烈的十年甲A就此开打。

　　但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十二家职业队其实都还没有做好真正「俱乐部化」的准备，有的甚至还未从专业队的体制内脱身，只是把原先的足球体工队翻个牌子，找个企业冠名就草草上马。

　　中国足协眼里只看到了欧洲职业足球的竞技价值，企图以职业足球改革为契机，实现竞技层面的突破，以期又快又好的完成十年规划中98/02两届世界杯的计划。

　　中国职业足球的生存法则就是母体供血+寻租，这两点也贯穿了中国职业足球「金元化」兴衰的始终。

　　职业体育的本质就是一门生意，通过产值形成产业。国家队成绩优异是职业足球良性发展之下的长期结果，优秀的足球竞技人才产出是职业足球能否蓬勃的必然支撑。

　　中国职业足球与欧洲最大差别即是如此。自甲A联赛开打，中国足球从未被当做是一个产业。没有尊重资本，没有注入地域文化，没有建立整套资本运作和足球规律相匹配的游戏规则。

　　中国足协眼里是职业足球带来的竞技价值，资本家眼里是职业足球为企业带来的功利价值，球队与球员只是双方的「工具」，各方各取所需而已。若然目标一致，则皆大欢喜；然而一旦目标不一，轻则政策朝令夕改，重则直接危及俱乐部的生存。

　　在这样的态势下所带来的恶果是，中国足球在全新青训体系构建之前却率先将原有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全盘丢弃，俱乐部逐步从各地足协、体工队脱身后只能依附于企业。联赛内的竞争机制开始简单粗暴地向金钱比拼靠拢。

　　1994年甲A史上第一名外援，上海申花的瓦洛佳年薪为6000美元，199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96.2元人民币，按照当时1：8.7的汇率来计算，瓦洛佳的年薪为52200元人民币，二者比率约为1:14.9。

　　随着竞争日趋激烈，这个数字很快就开始膨胀。次赛季全兴外援马麦罗，加盟前身为业余球员的他年薪达到了10万美元，此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8.4462，也就是说马麦罗的年薪折合人民币高达844620元。

　　按照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83元人民币计算，二者之间比率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197.2。到了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39244元，如果按照马麦罗当年的比率，那么2019年的外援收入为700多万人民币，但这个数字还不达到这一年中国足协为国脚设置的限薪水平。

　　从1994年至今，从甲A到中超，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的各类乱象不断加码，始终是这种「伪职业化」的基因作祟。

　　如果把最近10年的「中超金元化」和投资泡沫的账仅仅算到恒大的头上，那无疑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甲A时代的主旋律是「连沪争霸」,1994年凭借「全华班」在甲A夺魁的大连万达，在第二个赛季却沦落至第三。备受刺激的王健林开始将目光探向欧洲。

　　1997年，瑞典人金斯加盟，一年后金斯的老乡汉斯也登陆甲A，一同到来的还有1996年欧锦赛捷克队长、31岁的内梅切克。「三个火枪手」帮助大连万达一举拿下联赛三连冠以及1998年亚俱杯亚军。

　　除了万达，同期的北京国安也组成了自己的豪华三外援配置，他们分别是巴拉圭人冈波斯和卡西亚诺，还有西班牙人安德雷斯。

　　23年前，正是冈波斯与卡西亚诺的帽子戏法以及安德雷斯的梅开二度，送给了申花队史最惨痛的一场败仗——1比9。

　　1999年，在巴力斯塔、罗梅多、萨沙三人的帮助下，山东鲁能成功拿下国内双冠王。

　　其中除了被戏称为「水货」的罗梅多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创造单赛季仅丢13球的门将萨沙。他的存在直接迫使足协出台行政命令，禁止中国俱乐部引入外籍门将。

　　渐渐地，「得外援者得天下」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进入新世纪后，他们的年薪开始了爆炸式增长。

　　2003年，上海申花以99万美元的年薪签下了德国国脚、汉堡队长阿尔贝茨。随后头顶皇马与达伽马双重光环的前南国脚佩特科维奇也来到上海。英国媒体对于初生的中国市场相当关注，在佩特科维奇来到上海前，英媒就爆料称申花为这一年的合同付出了300万美元上下的代价。

　　后来，经纪人温嘉庆将这桩转会当做谈资时，如此说到「做他（佩特科维奇）一个人，相当于你们做半支球队。」

　　回想1993年12月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挂牌成立时，徐根宝亲手制定的工资单上全队平均工资不过1500元（月），分为高中低三档。其中范志毅最高2500元；刘军等人为中档2000元；吴承瑛谢晖这样的年轻队员是低档1000元。比赛奖金上，赢下一场比赛主力队员3000元，替补500元······

　　四川全兴的「大侠」魏群，他在甲A第一个月拿到2000元工资的时候，兴奋得把钱全部铺在床板上。

　　万达集团旗下的大连万达，七家上海大型国有企业共同参股的上海申花，中信国安集团旗下的北京国安，以及鲁能集团与山东电力集团合股的山东鲁能泰山，其实不难看出，能够配备这些大牌外援的俱乐部无一不是财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与国企。

　　愈发明显的两极分化开始，中下游乃至次级联赛生态开始出现变化，难以为继和不断更换投资人成为常态，跟着赞助和企业满中国「寻根」的俱乐部不在少数，因此消亡或埋下解散隐患的俱乐部比比皆是。

　　1998年，在甲A领先第二名十七分夺冠的大连万达在足协杯半决赛中不敌身处甲B的辽宁队，王健林在场边双手叉腰怒视场内的画面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的经典之一。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健林以俱乐部董事长的身份正式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我们不搞了，万达集团放弃了」临了拂衣去时，还丢下了一句铿锵的告别宣言。

　　新赛季，实德集团入股，一年后万达集团彻底退出，大连实德时代到来。许是机缘巧合，日后正是大连实德总裁的徐明，拉着国安、深圳、中远、冠城、辽足开启了日后名噪一时的「G7革命」。

　　新世纪前后，资本赋能足球的热潮已经逐渐达到顶峰，一场甲A背后牵扯到的是动辄几十上百万的交易，买分、买保级、买冠军、买比分……再加上付给球员、外援、外教的工资与赢/平球奖，赛前驶向俱乐部训练基地或者下榻酒店的豪车的后备箱里都可能堆着成捆人民币。

　　资本在甲A横冲直撞，凡是一头扎进足球圈里，总能趁着浑水捞上几条大鱼。也许这滩浑水里根本就没有鱼，又或者人人都是这浑水里的鱼。

　　2002年时，北方某俱乐部老总总结了自家俱乐部活不下去的的两大难题：1、俱乐部缺乏造血机能，数目不多的冠名权、球衣和场地广告收入以及票房根本不能冲抵投资；2、外援和外教加上本土球员的收入已经压得俱乐部喘不过气。球员们水平一般，却拿着高于其他行业数倍、数十倍的工资。

　　其实《人民日报》早在1998年就曾刊文抨击这种现象：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00多元，而我国足球甲级队球员去年的收入最少的也在十万元以上，是居民收入的20倍！

　　时任体育总局局长喊降薪都喊哑了嗓子，请求大家从大局出发，不要毁了中国足球。

　　2001年，刚刚上任的阎世铎在深圳召开了足协工作会议，创造性地提出了只升不降、只降不升、又升又降的职业联赛三步「休克疗法」，还一并给甲A提出了升级计划。

　　这一年，央视出品了一部名为《大宅门》的热播剧，剧里的白七爷有一句贯串一生的戏词「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阎世铎和四巨头显然不及白七爷有眼界与决心，勇气和魄力。但好在，这时的甲A谁也不缺，足协救不了、白七爷亦如是。

　　自打迎头赶上职业化，中国足协依然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公司，俱乐部更没有英超和NBA那种「职业联盟」。

　　挨到了甲A末年，中国职业联赛即将迎来一场全新变革，中超时代的大幕缓缓升起。可正如当年的甲A职业化开场一般，换块牌子、改个名字就能洗心革面重新踢球吗？

　　2002年12月12日，尽管距离五年的合同期还有一年，但当初自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百事可乐公司还是宣布提前终止赞助。

　　联赛取消升降级、联赛部分轮次没有依合同全国直播、各赛区没有按合同清理赛区广告，都让百事可乐公司感到恼怒，竞品对手健力宝集团入主深圳更是进一步激化了商业矛盾。

　　最无法忍受之处在于可口可乐借着中国之队（足协的另一个商务推广项目）赞助商的名义在2001年十强赛和2002年世界杯期间席卷全国，而作为联赛主赞助商的百事花着更大数额的钱，却只能见队员们在各个场合都手握可口可乐。

　　其后，飞利浦集团在2003一道退出了中国之队的赞助，其导火索是足协通过福特宝给女足四国邀请赛拉到了一笔LG的赞助，但作为电器行业的直接竞争对手，主赞助商飞利浦公司感觉到了侮辱。

　　按理说冠名与赞助的目的是借助「足球联赛」在地域内广泛的传播度来打开品牌市场，可跨国巨头退出的背后意味着中国最顶尖的足球职业联赛在他们眼中已经丧失了品牌价值。

　　谁来统筹联赛价值？谁来维护俱乐部利益？谁去消化个中冲突？自1994年起就帮助中国足协负责招商引资的IMG（国际管理集团）对此显然无能为力，甲A包括其中俱乐部的命运都牢牢握在足协手中。

　　2003年西门子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就抄底了面临裸奔的末代甲A，又在中超元年将价格提升到800万欧元，但也正是这一年结束后西门子就决定退出。

　　2006年，身为中超公司董事长的南勇只身奔赴欧洲，在一名比利时籍华裔经纪人白川的引荐下与英国爱福克斯达成协议，前一年还在裸奔的中超联赛转头就能接下一份6年4亿的天价冠名大单，如此荒诞不经的事立刻引来质疑。

　　对此，南勇以其「党性」担保没有问题，若然出现问题，他将引咎辞职。2006赛季中段，原本属于南勇的一出慷慨悲歌在爱福克斯的退意面前被轮的体无完肤。

　　不止如此，中超赛场上「IPHOX」的旗帜飘扬，中超公司却由始至终未能收到6000万冠名费的一分一毫。两年后，当中超公司收到扣除了管理费的600万时，已是「忍无可忍」，愤而诉诸法律。

　　谁料想，当初南勇签下的三方协议里涉及到爱福克斯一方的是临时注册的皮包公司，鉴于该公司已经破产，因此即使法院裁决中国足协胜诉，但丢掉的5400万也没了踪迹。

　　从推出福特宝到成立中超委员会，2004年中超公司的诞生只是到了需求的临界点，但本质仍然是一脉相承的顶着「管办分离」的名做一言堂的事。甲A十年后，进入中超时代的中国足球需要这样一个至少表面上能够兼顾资本与行政权力的组织，还有一个要点——新，像中超一样新。

　　回想2004年轰轰烈烈的「G7革命」，就是在中超联盟成立六个月后爆发，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换汤不换药式操作以北京国安的罢赛为导火索，加上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青岛颐中、辽足共七队以罢赛集体向足协逼宫，提出「行政退出、资本决定、政企分离、管办分离、公司化经营」五大方针。

　　实德总裁徐明甚至效仿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喊出了「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

　　当资本试图主导市场时，事实上是在挑战行政权威，而行政主导市场却又不免因为各种政治诉求扭曲了客观规律。

　　互相攻讦的结果就是不断妥协，行政系统内的人事会更迭，新的资本也会涌入，如此对峙直至矛盾破裂，双方再度陷入攻讦之中。

　　2004年中超公司成立「G7革命」一次，2009年的反赌扫黑风暴一次，2020年限薪令又是一次……

　　2010年恒大进入足球市场后，开启了为期十年的「金元时代」，很快这样的大手笔与高回报引发了恶性竞争泛滥，最终导致市场崩溃。

　　一名国脚的转会费可以飙升至2亿，出口转内销的U23可以炒到3000万起谈。外援更是从孔卡时代的1000万美金（已经溢价超过三倍），到胡尔克、奥斯卡的世界足坛顶级转会费。

　　重新梳理这流程，不过是甲A的又一个翻版，2004年第一次雪崩到来，随后职业足球陷入了五年低谷，资本、投资、职业联赛价值断崖式下跌。

　　2003年，已经离开足坛四年之久当上总裁的王俊生感慨地说了一句话「搞了几年经济工作，明白了不少事情，如果在到足协任职以前就做经济工作，我会少走很多弯路。」

　　起错了头的中国足球在资本与行政构建的「伪职业化」莫比乌斯环内，循环往复。

　　2000年4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总局办公厅主任阎世铎正式担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张吉龙的一手绝世好签让阎世铎对任期内的韩日世界杯信心满满。于是，上任仅半年时间，便开始了对甲A联赛的改造。

　　著名的「休克疗法」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不再赘述。重要的是中国足球从这一场「惊世豪赌」中收获了什么。

　　眼见男足踢进亚洲杯四强，撇开以东道主身份锁定两个名额的韩日，排名第四的中国队冲出亚洲的梦想几乎就在眼前。这个大到可以压上政治生涯做赌注的诱惑，没人能拒绝。

　　自1994年职业化改革以来，甲A只有水涨船高的工资、奖金、投入，原本是以提升竞技实力为目的的改革实在是无比迫切的需要一个「标志性成果」。

　　实德、鲁能、申花三家俱乐部的老总找阎世铎讨要说法，取消升降级的甲A内部必然乱做一团，结果被掌门人一顿呵斥。

　　阎世铎直接将足球定性为一项社会性公益事业。别看产业和事业之间只有一字之差，就是这一个字，让中国联赛的职业化道路始终越轨而行，折腾了整整二十六年。

　　这里的矛盾在于，资本的入驻是将足球当做牟利工具，但手段过于简单粗暴；而足协则抱着「国家队大过一切」的想法，把联赛当成自家后院一门心思想让商人们扭转思想做公益。

　　随着休克疗法的出炉，当赛季所有甲A俱乐部的花费都打了对折，只有争冠悬念却无降级之忧，花钱作甚？

　　该疗法还捎带推动了三年前的「限薪令」，大连实德、青岛颐中、云南红塔三家背靠商界巨擘的俱乐部球员工资集体下滑，球员们的月薪从动辄三四万被调整到了足协要求的1.2万元，大连实德的平均基本工资更是实现腰斩。

　　当然，各俱乐部把作为支出大头的奖金也砍了一番。从客平30-40万，客胜80-100万直接下调为客平20万，客胜50万，主场奖金还要在此基础上再砍一半。据悉，当年甲A收入最高的球员也不过150万元左右。

　　冲击世界杯的成功掩盖了所有的不愉快，阎世铎在中国足协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中国队暨答谢社会各界的招待会上豪迈讲到「中国男足从此站起来了！」

　　可世界杯三战皆殁的成绩给劲头上的中国人当头棒喝，联赛价值的萎缩以及投资人的投资兴趣骤减，世界杯只留下了一场出线狂欢。

　　一次世界杯出线，外加孙继海、范志毅、李铁等一批留洋球员的出现，十年甲A的价值定格在了这里。

　　2002年世界杯的狂欢过后，甲A的元气迟迟无法恢复，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陷入了最低谷。2010年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起过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全国青少年注册球员人数——7000人。

　　也就是说从1994年推行职业化开始到2009年反赌扫黑风暴结束，这十多年里中国足球等于断了根基。

　　进入全新的十年（2010-2020）时，当资本开始掀起足球狂潮时，才发觉拥有一名现阶段称得上「好」的球员到底有多难。

　　即使从本质上来说，这不过又是重复了当年的老路，只是往数字后多加了几个零，而且正是前面十年的青训凋敝才让这一现象被无限放大。

　　2010年，刘国梁对国脚说「乒超联赛里有的球员的转让费已经达到了1100万。同样是工资收入，乒超联赛里打三个月的主力球员可以达到一两百万，你们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刘国梁说这些话的时候腰很硬，毕竟，乒乓球是国球，乒乓球的国手都是世界冠军。

　　过去十年，恒大的两座亚冠、一个留洋的武磊……还有折戟再折戟的国家队。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全部家当。

　　球员收入与产出价值之间的反差来到了失衡临界点，撇开舆论压力，单是市场本身也已经到了雪崩边缘，当自我消化难于上青天，行政干预就成了必要措施。

　　2020赛季的亚冠，在「全华班」与「全韩班」的几场较量中无不充斥着一种凋敝与兴盛的悬殊对比。

　　先是恒大对水原三星毫无办法，全北也能轻松拿下上港。抛开比分和结果，仅以中国球员与韩国球员的直接对话来看，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团队配合都几乎很难被放在同一层面去衡量。

　　虽然近些年随着韩国经济萎靡，K联赛俱乐部的投资力度也出现明显下滑，但完善的球员培养体制让韩国的足球人口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天价外援为中超俱乐部带去了足以和日韩甚至西亚俱乐部对抗的资本，但这种严重的外援依赖症却牢牢在中超俱乐部身上扎根。

　　恒大在2010年的率先入场，以超出当时市场水准的财力拿下了诸多国脚，如郑智、郜林、冯潇霆、张琳芃等人，但这批80乃至85后球员随着年纪增长逐渐老去时，却发现年轻球员，尤以93一代中极难觅得可堪大任的优秀球员，于是只能依靠老将撑过这一阶段从95级球员寻找接班人。

　　而1993年至2003年之间出生的球员，本应是如今市场上的生力军，但能够凭借水准在国内站稳脚跟的却寥寥无几，其根本原因在他们生长于2000-2009这十年间的中国足球「黑暗时代」。

　　回看如今的国家队可以发现，蒿俊闵、吴曦、张琳芃等85后球员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武磊、韦世豪、高准翼等少数几人才能在同位置中压过前辈，可也仅限于此。

　　以中国的人口来看，所谓足球天才的产出比例不会低，可如何从万千青少年中找到这批人才是问题的症结。

　　与过往的体工队时代相比，职业化以来中国的青训全部由俱乐部担纲，可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俱乐部逐渐建立和打造体系的时间，资本草草入场，掀起金元浪潮后要么心满意足的离场要么血本无归的退出，还有的不愿再白白消磨金钱和时间选择离开。

　　纵然足协反复强调青训的重要性，可职业俱乐部内部尚且没有达成目标一致，所处的环境更是逼迫着「成绩为王」，投资人的真金白银砸进去要的是回报，而不是公益。

　　2004年之前，在优质球员数量相对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溢价购买提升竞争力已是主流，有几人愿意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去追一个虚无缥缈的青训回报呢？

　　中国能够跻身亚洲一流时的传统青训模式在顷刻间被颠覆时，这个结果就已经注定。制定规则首先要看可行性，仅以青训这一点而言，硬性标准其实毫无意义。

　　在中国足球未能形成产业化，足球生态未能以联赛为本、以俱乐部为主体时，完全依赖俱乐部输血搭建体系的模式实在难以走通。

　　既不放权、又无法打造出一个让俱乐部能够自给自足的环境，仅靠行政力量去挤压。单凭三级职业联赛的这寥寥几十家俱乐部，着实是在强人所难。更遑论甲乙两级联赛里的俱乐部，极少有国企或大型企业做支撑。

　　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青训投入就是一根随时压死骆驼的稻草，舍弃或者干脆退出才符合逻辑。

　　「历史是公平的，也许当年甲A的红火提前透支了中国足球，现在的中超在还债而已。」

　　他后来才明白职业联赛不是加上「职业」两个字就大功告成；也知晓甲A欠的债不是换了中超的牌子就能两清。

　　足协在进步，中国足球也在进步。但显然，他们都还没有进步到能出成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