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0日电 创刊于2002年3月4日的《21世纪体育》报，2002年9月28日被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宣布无限期停刊，这份曾经声称要成为“中国最犀利的体育报纸”，也是被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戏称还要办98年的体育专业报纸，在存活了还差两天才到210天的时候夭折，成为中国体育媒体中最短命的一个。

　　最新一期的知识经济月刊发表署名妙红的文章：《21世纪体育》“死因”调查。文章分为五个部分，从办报思路、人力、资本及运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21世纪体育报的“死因”。

　　文章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体育报的“死因”绝非“他杀”，而是“自杀”。而且，这“自杀”还是属于智慧型的。

　　文章指出，和此前所有被调整的报纸不同，《21世纪体育》没有触礁于宣传纪律，也没有受到政策性调控的冲击，它是川报集团第一份面向全国招聘采编人员，内部人事制度完全与市场化接轨的报纸，但它最后成为不仅在川报集团是最短命的，而且在全国也肯定是短命的体育专业报纸，这是一个值得业界思考的现象。

　　在川报集团副总佘金平宣布《21世纪体育》停刊之后半小时内，有人为即将离别的同僚们制作了最后一份头版报样。按照正式出版的格式，还撰写了一篇社评《死于9月28日》，“始于掌声的《21世纪体育》报社最后一次全社大会，在宣告了这张‘生于3月4日’的报纸夭折之后，标志着在传媒的汪洋大海中，一群倒霉蛋不幸触礁沉没。”

　　成都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在看到这张报样时惊呼：“这么年轻就去世了？”作为《21世纪体育》两个投资方之一的杨肇基竟然忘记了他参与投资的这张报纸已经“死于9月28日”。

　　创始人之一的李承鹏先生3月3日晚曾挥就一篇热情洋溢的创刊词，他自己曾经把这篇题为《生于3月4日》的文章称之为战斗檄文，但他在此数十日后，率先放下了匕首和投枪。李承鹏有一双大眼睛，所以他的视力很好，他一定提前看到了前面的暗礁，没有理由可以责怪这位创始人，他的率先逃生，或许是最为明智的。

　　尔后许勇们绝非没有看见暗礁，他们甚至已经呛过了很多次海水，但他们一直在幻想着彼岸出现的奇迹。但哪怕是海市蜃楼，许勇们都没有看见。有的，只是无垠暗夜中，一张张狞笑的嘴脸。

　　21世纪体育人——权且还这样称呼这群围坐在电脑之前的“前报人”们，他们现在惟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投入到昨天还被称为“敌报”的同行怀抱。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当然他们曾经也灌注了对《21世纪体育》的热情，就像笔者在“阵亡”之前还拉来一个美女，连哄带骗地让她当上所谓《21世纪体育》形象代言人，这竟然将成为一项纪录，一项最短命的形象代言人的黑色纪录。在传媒汪洋所有的惨烈故事中，这是很玩味的一个噱头，不知道这星期一的“敌报”上会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描述，或者幸灾乐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广州到长沙，从北京到大连，有数不胜数的体育媒体人在奔走相告，相拥而泣——他们有理由庆祝！

　　传媒汪洋之中，《21世纪体育》死于9月28日，这是中国传媒在2002年，一个最搞笑的故事。但《21世纪体育》的确沉没了。

　　川报集团只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恢复成像当初《四川体育报》那样低成本运作的地方行业报纸。但事实上，《21世纪体育》的208天，是在割腕之后，慢慢滴血而亡的，绝非他杀！

　　“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在大脑里怀上了关于《21世纪体育》的念头？每个人都在争论。

　　当许勇思考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无外乎三种可能：不是1997从金州飞往成都的一趟夜航上；就是说‘10·7’中国队沈阳打进世界杯的颠狂之梦里；或者是那次作出转让俱乐部的痛苦决议后。

　　但李承鹏坚决反对这一说法，他认为：《21世纪体育》出生的理由并非因为外界任何一点压力，《21世纪体育》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必须存在，这个舞台不能缺少了一个凌厉的舞者--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原创，我们是为了一个出生之前的理想而出生。”

　　这一段煽情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自我宣传，但这更多地还是被外界理解成一如《21世纪体育》筹办期间的一系列炒作。

　　诚然李承鹏想表达《21世纪体育》既非早产，也非晚产，当然更不是难产，应当属于十月怀胎之后的自然分娩。但许勇们想创办一份专业体育媒体，的确始之于上一次的十强赛。

　　许勇在1997年说服了杨肇基进军传媒，他们甚至已经联系好了合作对象，是一家拥有全国发行刊号的县级党报，而且，杨为此转让了一家股份公司的部分产权，筹措了约3000万资金。那一次发起办报的人们把他们没有赶在《体坛周报》强大之前出生的责任，也分了一部分搁在李承鹏身上，但这位当时在成都已小有名气的年轻体育记者，据说被如日中天的《成都商报》高薪所迷惑，对于创办一张生死未卜的报纸，缺乏必要的信心。

　　不论怎样，《21世纪体育》在2001年底才开始了实质性的筹办。从某种意义上看，《成都商报》的记者李承鹏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体育评论界的大腕，而许勇在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两年的总经理宝座上，发掘出了更多的价值，在资历上、在名气上、在号召力和影响力上，许勇、李承鹏都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个时候由他们领军创办一张报纸，似乎应当是水到渠成，一呼百应。

　　《21世纪体育》在十强赛结束之后开始了循序渐进的炒作，媒体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新一轮体育记者转会浪潮即将到来的新闻，有的媒体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诸如“记者转会再创天价，李承鹏200万转会《21世纪体育》”的消息。而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体坛周报》名记马德兴与老总瞿优远翻脸后拂袖而去一事，于是《21世纪体育》以明星打造体育传媒新势力的说法，在偶然中得到了更贴切的呼应。

　　这也应该是《21世纪体育》想在体育传媒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时候，期望闯出一条血路的底气。李承鹏认为，“虽然现在的体育媒体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但不能说市场已经饱和。《体坛周报》以信息密集见长，《足球》报以权威著称，《南方体育》则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走出了一条所谓的‘另类’道路。多元化需求是我们正处于变革中的社会的发展趋势，我相信，即使已有这三大体育报，读者还希望看到新的风格的报纸，市场也还能够容纳这样的新报纸。而且，市场和消费者是不断变化的，他们会有新的消费需要，有锐气的新报纸应该能够为消费者和市场提供更多选择。”

　　如何走出这样一条“多元化”、“新风格”、“有锐气”的道路，李承鹏设计的理想蓝图就是依靠明星影响力的拿来主义。可以这样说，占领大城市，特别是占领大城市的白领地区以及话语新方式，是《南方体育》的战略定位，李承鹏对这个战略定位的补充，就是依靠明星来支撑。这是一条被许勇和李承鹏看中的捷径，《新民体育报》的姬宇阳、《体坛周报》吴强、赵震、《足球》秦云、蒋飞舟、《青年体育》董路、成都当地的体育名记张心等人以紧密或者松散的形式加盟《21世纪体育》。《21世纪体育》以明星阵容叫板《体坛周报》、《足球》的态势毕现，而目的显然是想绕过《南方体育》三年来生不如死的弯路，一夜之间成为体育传媒巨人。

　　以罗织人才来奠基立业基础，这肯定是一个市场铁律，但这个铁律是建立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之下的。在体育记者非正常收入日新月异的畸形状态下，网罗明星大腕除了钱，还是钱。看起来这一点对《21世纪体育》来讲没有任何问题，比起它的前人来，它好像先天条件更加优越。《足球》和《南方体育》虽然背靠强大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但却没有一个强大的投资集团给予额外的输血，《体坛周报》甚至在身后连报业集团的奶头都无处寻觅。《21世纪体育》有西南第一报业集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支持，又有成都全兴集团的资金支持，因此李承鹏在《生于3月4日》中欢呼道：“我有一个梦，现在要为这个梦兑现支票了！”

　　这个评论专版的写手班子是李承鹏从《足球》原班拉过来的，除已加盟和半加盟的姬宇阳、董路外，还有《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西安诗人伊沙、《深圳商报》舒桂林以及原来一直为《南方体育》写江湖专栏的棋哥，李承鹏作为《21世纪体育》的副总编辑，是这个班子的“班长”，但他竟然消失了。

　　很快，在西祠胡同网站记者的家论坛上出现了这样的帖子--《21世纪体育》人事惊变，采编总监李承鹏率众出走。这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因为就在那几天内，李承鹏还亲自给刚从《南方都市报》辞职的王小山打过电话、让编辑左瑞与《南方体育》翟炀联系、甚至还打过曾与之论战的《足球周刊》编辑关军的主意，邀请他们加入《21世纪体育》。

　　但李承鹏的的确确从《21世纪体育》消失了，从第6期开始，“李承鹏”三个字再也没有在这张他亲自参与创办的报纸上出现过。

　　《21世纪体育》肯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震荡，因为就职于该报的大多数编辑、记者，包括被网友称之为李承鹏天敌的笔者，都是李承鹏亲自招揽加盟的，这也是李承鹏出走后，许勇所要面对的最严重问题。姬宇阳从上海飞到成都，这位在《21世纪体育》领有编委头衔的上海驻站记者在报社内部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表示记者“转会”要有职业道德，他甚至提出一个动议，希望有“转会”意向的记者编辑，至少应该在和新东家签约以后在《21世纪体育》再干一个月，“不能做落井下石的事情”，姬宇阳说。

　　许勇宣布，原来预计会有大约一半的采编人员会随李承鹏而去，但报社的挽留工作让这个数字大大减少，甚至跟随李承鹏从成都到广州，再从广州回到《21世纪体育》的秦云、蒋飞舟也不会离开。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秦云、赵震、姬宇阳还一如既往地为报社采写着稿件，但一个“走”字已经写得明明白白，许勇携吴强亲往沈阳挽留赵震，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据说赵震向许勇表示离开的原因是他看不到《21世纪体育》的前途。

　　李承鹏飞往广州、长沙、北京与《足球》总编辑谢奕、《体坛周报》总编辑瞿优远和《青年体育》总编辑毕熙东洽谈“转会”事宜，而瞿优远则亲自飞到成都，下榻在喜来登酒店坐挖《21世纪体育》的人，秦云、蒋飞舟等都在瞿优远的收购名单之列。

　　李承鹏解释他前往广州，是到《足球》办理他在上年底离开该报时的一些未完结手续，他也邀请了笔者为其此后的去向提一点意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的确还拿不定是回归《足球》还是转投《体坛周报》。其时，瞿优远正在为《体坛周报》做新的改革，从《体坛周报》内部传来的消息称，瞿优远对《体坛周报》虽然务实但很硬涩的话语方式甚为不满，其中也包括了刷新呆板的版式要求。李承鹏认为这个时候加盟《体坛周报》，或许可以为“瞿老大”的二次革命做点贡献，但他心里不能踏实的是从来没有和瞿优远有过共事的经历，他不知道作为同行老大的瞿优远和作为老板的瞿优远有什么不同，而前期马德兴与瞿优远发生的龌龊，让李承鹏不敢下定决心。

　　或许是姬宇阳、赵震还有摄影记者徐杰“捆绑销售”到《足球》的要求，让李承鹏决心回到几天前他才办完辞职手续的《足球》。据说，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瞿优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他的要求我都答应了，而且他的要求并不高嘛，那就让他去《足球》吧。”

　　不久之后，在西祠胡同网站出现了一篇帖子，显然是出自一个非常接近李承鹏的人之手，这篇帖子从李承鹏的角度侧面解释了李在创刊之初“逃生”的原因：“据悉，李承鹏离开《21世纪体育》原因有三：一是李在派记者出差时，每次均要向全兴集团派驻的财务人员打报告，写明各条费用，此种操作方式闻所未闻，李认为无工作空间。还有让他不舒服的是，由于电脑不够，在来了新的编辑记者后，李和另一负责人许勇竟然只好把自己的电脑搬出老总室，交给记者用；二是全兴派驻的代表气焰嚣张，与采编主管李屡屡发生争执，曾扬言‘没有老子，你们根本办不起来这张报纸’；三是事前承诺的条款多数未能及时兑现或不兑现，使李夹在上下之间很是两难，特别是在3月份发工资后，发现有人才拿了不到400元，编版费用并不在此列。使李深受刺激，彻底感到失望，遂抱病请辞。值得玩味的是，在李离开的第二天，有关人士早前对员工的承诺便纷纷有了下文，众人也无语了。”

　　关于这一段说辞是否是李承鹏率众离开《21世纪体育》的真正原因，无法进行甄别，但这段话肯定是在为李承鹏的离去找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一份报纸仅仅出版了5期就发生内讧，没有绝对正确的一方，李承鹏今后还要飘在江湖，太过负面的知名度反而没有益处。

　　李承鹏在成为《21世纪体育》副总编辑和成都21世纪体育传播公司副总经理的时候，曾要求在编委会和董事会有“一票否决权”。显然，在实际的运作之中，李承鹏绝对不可能在川报集团管辖、全兴集团投资的21世纪体育报(公司)内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这不符合川报和全兴的利益，也不符合管理惯例。如果存在一票否决，那李承鹏只有在采编业务上拥有，而且是纯粹的采编业务，还不能包括需要另行投入资金的专题活动。或许高层会允许在《21世纪体育》版面上打上李氏烙印，但绝对不会允许在一家国有的报社(公司)身上，满是李氏烙印。

　　有一点可以肯定，没能拥有“一票否决”的李承鹏迟早会离开《21世纪体育》，而幻想用明星梦工厂加资金炸弹来奠定《21世纪体育》江湖地位，却根本无法得到大资本保证的李承鹏，肯定会选择立刻离开，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也是李氏理想主义的一次幻灭，为此后6个月《21世纪体育》的全军覆没，拉响了警报。

　　李承鹏的离去是企图用明星效应一夜之间堆砌传媒大厦的破产。带着一丝推卸责任的川报集团说，《21世纪体育》创办6个多月，平均每个月投入资金80余万元，而报社几乎没有创收，已经突破了创刊之初集团承诺的年亏损400万元要求；同时《21世纪体育》发行不力，创收不佳，集团要求一年之内报纸达到15万份的期发量，但至停刊为止，报纸在5个印点的印量仅有6万余份，实发量则是惨不忍睹的1万5千余份。至于广告收入，6个月共有广告收入60余万元，但其中有50万是全兴集团赞助性质的酒类广告，实际的广告收入只有10余万元，而在停刊前的9月份，广告收入只有仅仅数千元，大约只能支付一位编辑的工资。最重要的一条，川报集团认为，《21世纪体育》在办报方面没有办出特色，没有行之有效的报纸战略定位和发展安排。可以说，川报集团的停刊理由，是对《21世纪体育》短短6个月的全盘否定。

　　川报集团的三大理由，确实是《21世纪体育》的冰冷现实，但如果非要让川报集团承担责任，那就是它缺乏足够的耐心，作为西部最大的报业集团，它没有给足《21世纪体育》成长的必要时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说李承鹏因为没有足够资金保证他的“星工场”计划，不得不落荒而逃，那么以后许勇等做的应该是及时调整李承鹏之后的办报策略，而不是沿袭李承鹏已经无法做到的和主流媒体正面碰撞的打法。

　　对于川报集团停刊的三大“罪状”，《21世纪体育》的实际主持人，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李承鹏为《21世纪体育》制定的目标就是短时间内打造新的《体坛周报》，而且他还希望在版式、文字语言等方面超过《体坛周报》，然后与《足球》一起，三分天下。这是《21世纪体育》的最高纲领，但可惜的是，李承鹏们没有为《21世纪体育》制定一个最低纲领，就是它将如何生存。如果是李想凭借“星工场”和全兴集团钞票的话，那么李的离去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是近功急利的，许勇要做的，便是紧急调整《21世纪体育》的路线世纪体育》在后李承鹏时期，尚保留一份完整的采编力量，足球的国际部和国内部分别由《足球周刊》的执行主编吴强以及在《成都商报》和《足球》厮混过的蒋飞舟主持，成都体育学院的体育新闻教授郝勤主理综合体育部，记者部主任是《华西都市报》体育部副主任张心，包括原《商务早报》体育部主任的笔者、《云南信息报》体育部主任左瑞、《南方体育》刘壮等人，应该说这个阵容打造一张新锐报纸，依然堪称豪华。

　　吴强、蒋飞舟等人都出身于强势媒体，这无可非议。可他们几乎没有过在弱势媒体中打拼的经验和心理准备。还有正如我们一直说的，《21世纪体育》没有《体坛周报》和《足球》的财力，也没有大批奔赴世界各地的记者，但又不肯寻找一条剑走偏锋的路数，正面的碰撞，倒下的是弱者无疑。

　　在前几期当中，《21世纪体育》也的确出现了一种生气和闯劲，让读者和竞争对手刮目相看。《体坛周报》的周文渊曾撰文称，《21世纪体育》的第3、4、5等期是同期国内体育专业媒体中最好的。比如上海球员范志毅高架桥打人事件，《21世纪体育》独家刊发了被打者的口述实录，由一名摄影记者完成对被打者的采访，后方编辑根据摄影记者在电话里播放的采访录音制作了口述实录，最后连范志毅本人也只能感叹自己栽在了一张不留情面的新报纸手上。这是版面策划、编辑和记者珠联璧合的典型。此外，关于京沪两地德比的制作，也都是相当的成功，只可惜报纸的影响力小了。

　　在世界杯前后，《21世纪体育》也有几期相当不错的对话策划，如魏群与李明的大连对话、笔者与李响的对话、廖本强与马克坚的对话、许勇与杨明的对话，都是出自编辑策划，且又有很多的新闻内涵，反响良好。新闻追踪方面，李响税务事件虽然有碍业界惯例，说起来有点“阴”，但从纯新闻角度上看，所需要达到的炒作目的是显然的。张心近距离追访曲波经纪人，既没有花大价钱满世界瞎跑，又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新闻，后方编辑对高琪白卷状元的定位，抓住了新闻眼，与各地媒体相比，绝对属于一流。

　　只可惜，《21世纪体育》在这方面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少，而且在有了这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以后，报纸为了追随强势媒体的大流，而没有在整体包装上下功夫，所以我们称之为“智慧型自杀”。《癫疯对话之妙红VS李响》、《马克坚反批足协》、《癫疯对话之许勇VS杨明》等等稿件和版面，在发表的当日，有李玮峰、李铁等签约英超埃弗顿等主流新闻，《21世纪体育》在制作新闻时，把自己的独家隐藏在大路新闻之中，你不能说他错了，你只能说他犯了弱势媒体的强势病。

　　先期的报纸，是立足于大城市，而且是立足于上海北京，这是否正确我们不得而知。而后来《21世纪体育》究竟是想先拿下大城市，还是先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同样不得而知。1992年，《北京青年报》在海南建立记者站，口号是“立足北京，面向全国”。但10年后，北青报的口号却变成了“立足北京，面向城市”。两字之差，一张成功而成熟的报纸就横空出世了。而《21世纪体育》在当初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后，却也没有调整战略定位的打算，更不用说审时度势了。

　　的确从版式到编辑思想，《21世纪体育》是一派“强势思维”。拿最强势的报纸来做自己的参照系是绝对没有错的，但你需要找出强势如林中的夹缝，而不是全天候盯强势的屁股。从创刊至“死”，《21世纪体育》的版式一直没有固定，也可以说是在摸索，希望逐渐走向完美。但一份创刊只有几个月的新报纸，几乎每一个月刷新一次版式，只能让同行觉得《21世纪体育》在这方面的能力的确非凡，但同样也会把本来就不多的读者刷新得找不到北的。如果一个新生儿三天两头地变换模样，谁知道他是谁？

　　在新赛季足彩发行之前，《21世纪体育》内部就为足彩专刊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笔者和张心认为在报社没有财力另办一张完整的足彩周刊之前，常规新闻应该在周五的报纸上做出牺牲，24版的报纸中，应该辟出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版面为足彩让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一张报道新闻的报纸，如果没有独家猛料，也许一张《体坛周报》或《足球》就已足够，而对于一个彩民，他也许会多花一份报纸钱，多留一个中奖的希望。但一些新闻编辑认为，报纸本身是为新闻服务的，没有新闻的报纸简直不可思议。说穿了，这是弱势心理和强势心理的一次争论，其实让自己做事的方式弱势起来，并不标志着你的报纸就会永远弱势，这应该是一种韬略。

　　不光是在采编业务上，其实还在许勇、李承鹏准备以明星阵容打造报纸之初，他们对于采编业务部门就有一整套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是否行之有效，但他们至少认真地做了。可他们没有把这种思想移植到经营管理上，这对于没有过企业管理经验的李承鹏来说可以理解，对于许勇而言就有些费解。《21世纪体育》基本上沿用旧《四川体育报》的原班广告、发行人员，没有很好地借助成都地区有规模的发行、广告社会力量。在成都本土，依然是《体坛周报》和《足球》的天下，笔者对一些报摊、报亭的了解表明，《21世纪体育》的发行数量虽然在报社内部一直作为高度机密，但实际发行数量绝对在1万份以内，与当初本土小报《足球风》、《足球迷》都不能相提并论。四川师范大学上万人的高校，《21世纪体育》实发量不过区区10余份，与数百份的《体坛周报》相比，《21世纪体育》就是惨不忍睹。据了解，除了世界杯期间，《21世纪体育》的世界杯日报曾试图和《华西都市报》捆绑零售外，在本土成都甚至没有做过一次上规模有计划的发行宣传。

　　10万余元的实际广告收入，这个数字与成都当地报纸一名成功广告业务员的业务比较，也是令人汗颜的。《21世纪体育》不仅没有形成“全民广告”的氛围，广告业务人员的水平也极其低下。世界杯之后，笔者与张心等商量，曾通过关系准备挖掘一下中国队主教练米卢最后的价值，也已基本谈妥为米卢制作一期报纸电视联动的米卢中国告别秀。但笔者在北京将此情况向后方通报后，广告部门的第一反应竟是，像这样的策划，应该提前两个月通知他们，否则不可能形成广告后援。《21世纪体育》的6个月，投放的广告除了许勇等人利用社会关系拉来的，其他就是凤毛麟角了。

　　新闻定位不切合实际，又瘸了广告发行这条腿，《21世纪体育》要死去，已经不容置疑。

　　许勇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川报集团留给许勇的时间不多了，在笔者兴致勃勃地拉来重庆棋院的美女棋手唐莉免费出任形象代言人的次日，川报集团关闭了《21世纪体育》，允诺加发一个月工资，树倒猢狲散。

　　208天后，《21世纪体育》走了。先前陈述的《21世纪体育》拥有两大集团做后盾的话，也完全成了一句空话。川报集团既不愿意放弃与全兴集团合股的21世纪体育传播公司里的控股权，也不愿意继续向《21世纪体育》加大投资力度。

　　在世界杯以后，川报大院里关于关停《21世纪体育》的说法就不绝于耳，常务副总许勇为此三番两次地找两大集团的头头脑脑们讨说法找出路。许勇曾经对川报领导说：“你每个月向我投入几十万，这不过是给我一把钝刀，其结果是滴血割腕，既打不垮别人，自己也只有血流而亡。你还不如一次性给我2000万，然后我就断奶。这好像是给我一把大刀，就算砍不翻对手，我还可以把自己的膀子砍下来，吓也吓死他了。”

　　许勇的话有戏噱的意味，但道理却是显然的。许勇曾经例举川报集团投资的《天府早报》，从1999年以来，《天府早报》每年亏损1千多万，如果川报集团在《天府早报》创刊之初，一次性拍出两千万来，《天府早报》绝不是后来那副不死不活的样子。

　　川报集团对待《21世纪体育》的态度和对待《天府早报》是一样的，而且《21世纪体育》的命运就更为不济了，川报对它不放弃“主权”，也不放弃“治权”，亦不肯加大投资，关掉一家只有百十号人马的小报，又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全兴董事长杨肇基只能在事后自我埋怨：“怪我选错了合作伙伴。”

　　在《21世纪体育》死前两天成立的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其法人代表就是创造了《成都商报》奇迹的何华章，手上子报不多的何华章很想再拥有一点专业报纸。但许勇求助于何华章的时候，何华章却爱莫能助，川报肯拱手将《21世纪体育》送给一个新生的竞争对手吗？

　　传媒是所剩不多的几个暴利行业之一，投资人士把传媒列入朝阳产业，但高风险才有高利润，在号称人才也是生产力的今天，人才风险或许还在其次，而资本风险是首要的，《21世纪体育》的深层死因在于没有找到一个敢于承担资本风险的东家，它所能感受的只有资本的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