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足球论文】《中国足球联赛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第一部分：联赛体系促进足球发展的域外经验（建设各级各类足球联赛体系）

　　2004年以来，通过规律性、长期性参加高水平竞赛促进运动员竞技水平提升的方式在我国逐先得到认可（江广和等，2008）。陶于（2007）认为：技能为主导运动项目的比赛水平高低与能力大小，仅仅通过训练是练不出来的。只有多比赛，才能更多积累经验和提高优秀运动员的比赛能力（陶于，2007）。

　　这充分表明，高水平的竞赛才能促使运动员训练水平的提高，达到“以赛代练”、“以赛促练”的真正目的。足球运动员通过多参加比赛、参加高质量比赛提升自身能力的价值己被认可，“以赛代练”“以赛促练”甚至“为赛而练”已经成为世界高水平足球运动训练的重要理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运动员均从低龄、低级别时期送往足球联赛发达国家进行长期培育，或者是频繁参加高于自身水平的国际赛事。国际经验来看，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塑造是一个选拔淘汰的逐级提升过程，即使是日本足球和韩国足球，在少年时期出国接受足球训练的球员也仅有久保建英、孙兴慜等少数获得成功，更多的球员是在历练本国联赛之后才进入欧洲职业足球领域。

　　例如伊东纯也在2011年高中毕业后参加了日本大学生足球联赛、J1联赛之后才于2019年1月转会至比利时KRC根克俱乐部；韩国球员黄喜灿在经历5年的浦项制铁俱乐部少年队联赛和U-18联赛后，才于2015年转会到奥地利乙级联赛列弗灵俱乐部。因此，在国内建设更多高质量的各级各类足球联赛体系，对于选拔、培养和锻炼出高水平足球运动员就具有了价值。

　　除运动员之外，裁判员、教练员等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足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具备量多质优的教练员、裁判员才能辅助运动员的选拔培养，支撑起中国足球全面发展的人力要素需求。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从职业级到D级的足球教练员资格证制度、国际级到三级的足球裁判员资格证制度，其等级与执教、执裁的赛事级别相对应。

　　至2021年4月，我国各级别注册教练员培训人数、注册裁判员人数相对2011年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是，实践经验与人数同样是提升中国足球教练员执教能力和裁判员执裁水平的重要因素。SAVEL等（2002）认为长期参加特定比赛项目而获取的运动经验能够提高比赛中个体的身体反应速度和心理决策效率（SAVEL SBERGH et al，2002）。

　　黄谦等（2021）依据上述观点进行实验研究，认为经过系统训练、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场执裁经验的个体在决策时判断反应更为稳定，消耗的决策资源较小（黄谦等，2021）。以2022年1月《国际足联2022国际级裁判员名单》中的男性主裁判员为例，中国裁判平均年龄38岁、平均执裁128场，与欧洲足球强国比较，意大利裁判平均41岁、平均执裁311场；英格兰裁判平均40岁、平均执裁433场。与东亚地区比较，日本裁判平均39岁、平均执裁347场；韩国裁判平均36岁、平均执裁202场。

　　欧洲和日本的教练员在本国职业联赛（U23及以下本国国家队）执教经历方面，英格兰队主教练索斯盖特执教184场（33场）、意大利队主教练曼奇尼执教371场、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执教265场（10场）。

　　对比欧洲和日本国家队教练员，中国国家队参加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李铁和李霄鹏两位教练员的国内职业联赛执教经历为98场与132场。由此，我国足球裁判员和教练员的实践经验与欧洲与亚洲地区足球强国对比存在较大差距，国内联赛的数量和结构问题在其中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

　　升降级的联赛体系有助于强化精英球员选拔提升过程的竞争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方面，采取升降级联赛制的青少年竞赛体系有助于提升比赛的数量和竞争性，促使青少年球员更好的适应高水平竞赛节奏。

　　理论研究层面，Castillo等（2019）探讨了升降级联赛制竞赛体系与青少年人才选拔提升体系的融合问题，认为升降级联赛制虽然存在赛事过多、压力过大影响球员身心健康的缺点，但同时其优点也是在于能大幅提升比赛的数量和竞争性，使教练和球探更能准确评判出球员的综合能力素质，由此有效选拔人才且更好的让优秀者进入更高级别的梯队，而不为年龄所限制（Castillo，2019）。

　　实践层面，Güllich等（2014）通过对德国职业足球的跟踪研究发现，对比一直在某个俱乐部长期培训的球员，在青少年时期有过升降级、联赛制竞赛体系经历的球员被选拔进入高年龄段梯队和获得职业足球合同的机会要高（Güllichetal，2014）。

　　此外，相对于赛会制的锦标赛体系，升降级的联赛体系使竞技水平差异不大的球队、球员相互间进行比赛更有利于运动员的培养锻炼，这已经成为欧美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共识。

　　在足球运动蓬勃开展的欧洲及部分亚洲国家当中，职业足球甚至是业余足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充分验证了足球产业的价值效应，与此同时，对标产业链的4个关键维度，这些国家己经形成了完整的全方位、全过程足球产业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足球产业链的建设和完善始终围绕着竟赛体系这个核心点，主要以足球联赛为交互平台展开。

　　价值链层面，联赛制的足球竞赛特别是职业足球联赛在运营过程中，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平台从而创造出一条价值链。据统计，基于职业足球联赛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业余足球赛事的广泛开展，全球的足球制造业市场价值预计到2027年达到37.127亿美元，2021-2027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8.3%；2019年，对比于普通游客，观看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国外游客的停留时间多3天、平均消费金额多213英镑。

　　这表明，球迷观看比赛或是参与活动过程中的支出驱动了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旅游消费行业的价值链，联赛转播则驱动了传媒业甚至是高新科技行业的价值链。

　　企业链层面，通过足球，企业的资源、技术和资金相互作用和流动从而形成了企业生态系统。例如围绕着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英格兰曼联足球俱乐部，依靠“高科技+社交互动”路径形成了一个涵盖股东、赞助商、以互补品提供商角色进入的消费需求供应者等主体的企业生态系统，该系统通过德甲联赛和英超联赛与消费者进行交互。

　　供应链层面，与其他行业一样，足球行业也需要将产品提供给最终客户，或者所有与流程相关的业务以及从原材料阶段到交付给最终消费者的商品转换（Sweeney，2009），其转换流程同样是即输入/上游（球员、教练和管理者）与资源（竞技场和训练场）相结合，生产输出产品（竞赛），然后出售给客户/下游（赞助商、观众、和媒体）。这个供应链过程中，竞赛体系的质量决定了其出售价格以及整条供应链中伙伴的粘合度（AlkhatibSaleh，2017）。

　　空间链层面，在本土基础夯实的前提下，国内足球联赛转播国际版权的出售、职业足球联赛建立境外分公司、足球专业人才的流动以及职业联赛版权商品的售卖等，说明欧洲及亚洲足球强国的职业联赛产业链已经逐渐分布在全球、国家和地区三个层次并相互协调，极大扩展了足球产业的空间。

　　足球项目各级国家队参加的洲际锦标赛、世锦赛、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基本属于赛会制竞赛，而赛会制竞赛偶然性较大的特点决定了参赛运动员需要尽快达到比赛要求，避免出现“克拉克”现象。

　　经验来源于积累，只有具备一定高水平比赛数量的基础，才能迅速适应赛会制竞赛的要求。纵观各国成年国家队，队员选拔的依据基本来自于在本国或者国外联赛的表现，只有经历过大量高水平职业联赛历练的运动员才能符合国家队的竞技要求，以2020欧洲杯最年轻的西班牙国家队为例，该队平均年龄虽然只有24.1岁，但是25名球员的俱乐部赛事经验平均达到328场、平均出场时间超过24000min。

　　不仅成年国家队队员的选拔强调比赛经验，国家青年队队员选拔也将比赛数量和质量作为重要标准。以2019年欧洲足球U-19锦标赛最佳阵容11人名单为例，至2019-2020赛季，11人参加联赛、杯赛的数量平均57场、平均出场时间4052min。2022年的日本U-19国家队大名单中，25名球员参加联赛、杯赛的数量平均为32.5场、平均出场时间1879min。

　　由此看出，在欧洲和亚洲足球强国的成年和青年国家队建设过程中，队员的选拔依据就是联赛当中的表现，参加比赛越多、联赛水平越高，锻炼价值越大，球员能力也能得到相应提升。国家队建设和联赛体系搭建，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正相关的联系（光明网，2021）。

　　中国男足国家队的建设与国际趋势相符合，队员选拔基于其在国内外职业联赛的表现，但是国家青年队却受到我国足球联赛体系的制约而无法全部依据竞赛表现进行队员选拔。例如，2022年的中国U-19国家队名单，23名球员当中仅有桂子涵等5人在中甲联赛、中乙联赛、足协杯赛有出场记录，该5人平均出场10次、平均出场时间637min。

　　因此，我国足球项目U-19及以下国家队员的选拔基本是由队员所在俱乐部推荐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方式完全依据于俱乐部的主观评定，是否能真正选拔出符合国家队要求的队员存在一定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