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足球论文】《中国足球联赛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第二部分：我国足球联赛体系当前存在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是俱乐部成本问题）

　　对比2015赛季只有48个俱乐部参加3个级别职业、半职业联赛，2019赛季共有118个俱乐部参加中超联赛到中冠联赛共4个级别的中国足球协会职业、半职业联赛（以下简称“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联赛”）。

　　俱乐部数量的增加扩大了竞赛规模，2019赛季4级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联赛共举行了1191场比赛，覆盖到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但是，对比欧洲足球强国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数据，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联赛规模及其覆盖面仍然较小。

　　2019-2020赛季，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6级职业、半职业联赛共有158个俱乐部（球队）、竞赛3080场；德国4级职业、半职业联赛共有147个俱乐部（球队）、竞赛2266场。亚洲足球方面，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仅为我国1.5%和9%的日本，其2019赛季3级职业联赛只有58个俱乐部（球队），但竞赛数量达到了1074场；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仅为我国0.4%和3.6%的韩国，其2021赛季4级职业、半职业联赛共有53个俱乐部（球队）、竞赛863场。

　　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联赛规模不够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足球市场泡沫化与俱乐部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并存，导致俱乐部变动频繁。

　　在过去十年的“金元足球”影响下，球员薪资水平过高等因素导致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成本高企，与此同时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联赛俱乐部均无法通过“自我造血”实现自负盈亏。这种行业状态之下，不仅严重影响到市场主体，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意愿，现有俱乐部投资人也因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而选择撤资。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将发展足球作为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导致部分地区孕育职业、半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温床”功能不强。

　　国际经验看，一个职业、半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形成和稳定，需要所在地足球氛围的哺育、业余足球的兴旺以及当地产业的支持配合，而这些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力度密切相关。

　　对此，鲍明晓（2021）提出“我国职业足球改革仍处在转型发展期，职业足球产业链和生态圈尚不健全，加上足球改革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议程和政治责任，因此，在政策上明确各级政府支持俱乐部发展的政府责任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须的。”

　　第三，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俱乐部管理机制滞后。部分俱乐部经营管理方式粗放、发展目光短浅、缺乏正常的人才培养机制，结果导致俱乐部运营短期行为、竞争力差、发展后劲不足。

　　综上原因，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联赛不仅规模不够大，就连现有俱乐部也出现解散状况。2020年2月-5月，4级中国足协职业、半职业足球联赛已经有22家俱乐部解散退出；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2021赛季仅有24个俱乐部参加，比2019赛季少了8个。

　　自2018年开始，中国足球协会已经形成了从中超联赛到中冠联赛相衔接的4级职业、半职业联赛架构。2020年12月，《进一步推进足球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23年，中超联赛扩大到18支参赛队，中甲联赛扩大到20支参赛队，中乙联赛扩大到30支参赛队左右。同时，也明确今后要构建从中超联赛到县区级联赛有序连接的8级中国足协联赛金字塔体系。

　　对照世界足球强国的联赛层级架构，中国足协打造8级联赛金字塔体系的目标和思路是符合国际足球发展规律的。但是，中国足协联赛金字塔体系的构建理念和思路面临如何夯实塔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合理设计构建半职业联赛与业余联赛的衔接和赛制，在促进中国足球竞技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助力于足球运动的普及。

　　首先，中乙联赛、中冠联赛和区域业余联赛的衔接问题。参照国际经验，整体性、升降级衔接的“职业联赛—半职业联赛—业余联赛”体系是欧洲足球强国的通例。例如，德国“职业联赛—半职业联赛—业余联赛”体系分为6级且通过升降级制度进行衔接，由于自第4级别联赛向下都属于半职业或业余联赛，因此4-6级别联赛均通过浮动降级名额对联赛体系、质量和规模进行控制。

　　但是，中乙联赛、中冠联赛和区域业余联赛是否能够实行整体性、升降级衔接的竞赛结构还需要结合中国足球的实际进行探讨，原因在于：一方面，从促进竞争提升足球竞技水平的角度，整体性、升降级衔接的中乙联赛、中冠联赛和区域业余联赛利于为有愿景且获得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和地方企业财力支持的俱乐部打通一个向上升级的渠道，同时也能吸引中超、中甲俱乐部的青年人才或者是富余人员加入。由此，中乙联赛、中冠联赛甚至区域业余联赛的竞技水平将会大幅提升。

　　但是另一方面，半职业和业余联赛成为职业联赛的附属品，是否会影响到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发展从而影响足球的普及？日本J-League和JFL之间的冲突值得我们研究。虽然在“百年足球愿景”指引下，1999-2014年的日本5级升降级制联赛金字塔体系带动了注册球员和J-League足球俱乐部的快速增长。但索尼仙台FC、本田FC等业余俱乐部由此面临财政危机以及佐川SC俱乐部破产的现实，不仅导致JFL俱乐部数量减少到14个，同时也影响到了9区联赛、都道府县和北海道地区联赛俱乐部对JFL的参与热情。

　　博弈的最终结果是J-League定位为1-3级，并与JFL之间形成“准入制+升降级制”的既相互独立又复合衔接的关系。由此，JFL与9区联赛、都道府县和北海道地区联赛共同成为一体的业余足球联赛体系，主要服务于业余人群，并利用财务准入要求限定那些有意愿进入J-League的俱乐部的竞争力。

　　我国同样存在相似案例，2018年深圳人人足球俱乐部因财力无法支撑从而退出中乙联赛，但强调依然会服务于业余足球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事业。因此，中国足协半职业联赛与业余联赛的结构衔接该如何设计，如何平衡纯粹的业余足球和职业足球“练级”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中国足协联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17年推出了区域性周末主客场联赛赛制的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2018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由3个年龄段增至5个，参赛球队由87支增涨至274支，赛事总量由564场增至2700余场（新浪体育，2018）。

　　相比2011年之前，中国青少年有了更多参加足球赛事的机会。但是基于中国足协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国U13-U17年龄段青少年联赛队伍依然存在参赛数量较少现象。

　　以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2019赛季为例，U17年龄段分6个赛区，每支队伍参赛数量最多9场、最少4场；U15年龄段分5个赛区，每支队伍参赛数量最多10场、最少5场；U14年龄段分6个赛区，每支队伍参赛数量最多10场、最少5场；U13年龄段分6个赛区，每支队伍参赛数量最多10场、最少的福建天信队仅参加了2场比赛。

　　与参赛量较少并存的是队伍水平差距明显导致竞赛质量不高，以净输3球的比赛为基准，U17年龄段场次占60%、U15年龄段场次占35%、U14年龄段场次占36%、U13年龄段场次占52%，最大分差出现在U15年龄段比赛中，新疆宋庆龄队以21：0战胜宁夏火凤凰队。

　　因此，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U13-U17年龄段青少年联赛队伍参赛数量较少和竞赛质量不高的问题亟待重视。

　　另一方面，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的地方性U13-U17年龄段青少年足球竞赛均以赛会制方式进行，每项赛事的赛期最长20天、最短仅为6天，每只队伍每次赛事的参赛数量最多7场、最少仅为3场，同样存在参赛队伍比赛少、质量不高的问题。

　　以广州市足球重点学校—玉岩中学为例，2019年，其高中组整体参加黄埔区足球协会、广州市足球协会、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正式比赛以及自行组织的热身赛等非正式比赛仅为40场左右。同时，玉岩中学、广州五中等足球重点校与其他非足球重点校队伍之间实力悬殊。由此，如何将青少年足球竞赛赛制由赛会制的锦标赛转变成为升降级制的主客场联赛，以提升青少年比赛数量和质量，成为了广东省足球专业人士的讨论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