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出的2月9日，正逢中国农历春节除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亲友已为小泽征尔举行了葬礼。

　　得知小泽先生辞世的消息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夜发表了一份谈话，他说：“我对小泽征尔先生的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他胸怀全球，跨越国界而感动世界。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也是日本引以为豪的人物。”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是小泽征尔交往多年的老友，他情深意切地说：“在音乐领域不断挑战新事物的小泽，正是日本信誉的象征。与音乐同样吸引人的是小泽的人品。放眼全球，如此具有魅力的人如今并不多见。好想跟他说‘请再等一等’。”

　　英国伯明翰市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山田和树缅怀道：“如果没有小泽先生，我们无法在世界开展活动。他作为日本人在无路之境开辟道路，奋战至最后一刻。”

　　小泽征尔生前曾说：“音乐如此重要！世界上有的情感、氛围、精神和意志，只有音乐才能表达。音乐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小泽征尔是人类世界最顶尖的指挥家，他站在世界乐坛金字塔塔尖。他是卡拉扬、伯恩斯坦、查尔斯·明希这三位指挥大师的真传弟子；他是第一位活跃在欧美乐坛并获得广泛声誉的亚洲指挥家；他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辉一起，被誉为“三大东方指挥家”。

　　小泽征尔一生只做好“指挥”这一件事。他的指挥事业，是典型的“四部曲”，可分为成长期、成就期、高潮期、尾声期：

　　从1951年16岁考入东京桐朋学园，跟随恩师斋藤秀雄学习指挥开始，至1964年以首次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标志，这是他茁壮成长的成长期。

　　从1965年30岁在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担任了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起，至2002年卸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是取得非凡成就的成就期。

　　从2002年元旦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兼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开始，至2009年12月被查出患有食道癌为标志，是他指挥生涯的高潮期。

　　从2010年1月接受手术开始，75岁的小泽征尔璀璨人生和指挥事业进入不屈不挠的尾声期，直至2024年2月6日迎来“休止符”。

　　小泽征尔的指挥，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无比迷人，他取得了世界级的非凡成就，先后荣获了诸多荣誉。

　　在日本，他被选为日本文化功劳者，荣获日本文化勋章，获得每日艺术奖、三得利音乐奖、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等诸多奖项。

　　在欧洲，他荣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奥地利一等十字勋章，获得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授予的“名誉团员”称号，被法国评论家协会选为年度人物，获得意大利阿皮亚蒂大奖、金百合奖等等。

　　在美国，他不仅获得肯尼迪中心荣誉奖，而且摘得音乐界的最高荣誉——格莱美大奖。

　　无数中国人，都在深切悼念“一生只活在音乐里”的伟大指挥家、音乐家小泽征尔先生。

　　1935年9月1日，小泽征尔在中国沈阳出生，彼时的沈阳还叫“奉天”。那一年是日本昭和十年，也是伪“大满洲帝国”傀儡“皇帝”溥仪的所谓“康德”二年。

　　小泽征尔年轻时有本著作《指挥生涯——我的游学随笔》，早在197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贵州分会就翻译出版了；1981年4月，该书中译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书中《我的简历》里，小泽征尔这样叙述了家庭背景：

　　我爸爸叫小泽开作，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他在长春曾当过牙科医生。可是随着满州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他停止了行医，以一个协和会的创立委员的身份迁移到了沈阳。后来听说他给我——他的第三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摘取了当时和我们家有着深交的板垣征四郎的“征”、石原莞尔的“尔”，取了个“征尔”的名字。我出生后的第二年，由于爸爸又作为新民会的创立委员到北京去工作，我们家也就搬到了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我们才回到了东京。因此，我在进小学以前的所有回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详见该书上海文艺版第9页）

　　需要说明的是，板垣征四郎曾是日本陆军大将，二战的甲级战犯，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石原莞尔则是陆军中将，被称为“日本第一兵家”。当年他俩都是“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之一，都是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积极分子。

　　然而，这是历史，取名字更是父辈的责任。还好，中国当今那些狭隘民族主义的“小粉红”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小泽征尔名字的来历，否则很可能不问青红皂白乱喷一气了。

　　名字无非是名字。约在四十年前，年轻的我第一次接触小泽征尔的名字，竟然错看成“小征泽尔”，也不知何故。

　　与热衷于战争的父亲大不一样，小泽征尔完全没有受到自己名字的影响，他走上了音乐艺术之路、和平友好之路，对中国充满了热爱，中国也是他的故乡，一生难舍中国情缘。

　　小泽征尔的母亲也与他父亲大不一样，在《我的简历》中，小泽征尔这样描述他的母亲：“我那有着像樱花的名字一样可爱的妈妈是一个基督教徒，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让我们唱弥撒曲……”

　　母亲辞世后，兄弟几个带着母亲的部分骨灰，回到了北京住过的地方，在花坛种了樱花，把母亲的部分骨灰埋在樱花树下那温暖的泥土中。

　　那是京城很中心的位置——建国门新开路胡同69号院，著名的协和医院和王府井就在西侧。

　　小泽征尔出生次年，他们举家迁居北京，小泽在北京度过了孩提时代。在1941年6岁那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全家匆忙回到日本。

　　童年的京城记忆是深刻的。胡同里的鸽哨声、四合院大门口的石门墩儿、玩伴们玩过的游戏⋯⋯老北京的生活碎片，拼接成小泽征尔毕生无法忘怀的记忆。

　　“我的父母在中国结的婚，在中国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小泽征尔的母亲信仰基督教，常去的教会是北京煤渣胡同东口的基督教青年会，事实上，教会唱诗班的歌咏，成为了小泽征尔接触西方音乐的启蒙。

　　小泽征尔兄弟4个，都出生在中国，他是老三；大哥小泽克己，后来成为雕刻家；二哥小泽俊夫，德国文学研究专家；弟弟小泽干雄，是演员和随笔作家。

　　童年时代就深植于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在小泽的心中，从来没有变过。“十年浩劫”之后的1976年12月，那是一个冬天，小泽征尔终于有机会首次从日本回到中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他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故居，还好，四合院的老房子还在，大门口的石狮子还是老物件——那个年代“变化不大”是特色。

　　有情怀且恋旧的小泽征尔，百感交集。要知道，1976年距离1936年他迁居北京，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他父亲也已经辞世。他特意带着父亲的遗像来到故居，完成父亲“想再回中国看一眼”的遗愿。

　　1979年3月，在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期间，小泽征尔（左一）与母亲、弟弟小泽干雄在新开路胡同69号院内合影。 [日]木之下晃 摄

　　1976年的中国，百废待兴。那时这里没有巴赫，没有莫扎特，没有贝多芬，没有德沃夏克。小泽却说，“我会再来的，我相信有一天会有机会在这里指挥贝多芬！”

　　从那以后，小泽征尔到访中国十几次，一次次挥动他的指挥棒。每次抵京有时间他就要去探访故居。母亲健在时，他总是要带着母亲一起来，每场演出母亲都是他的观众。1979年3月，在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期间，小泽征尔与母亲、弟弟小泽干雄来到新开路胡同69号院，日本著名摄影家、为诸多指挥家拍过经典照片、被誉为“世界古典音乐摄影第一人”的木之下晃，为他们拍摄了合影。

　　1994年5月7日，小泽征尔还陪同母亲来到出生地辽宁沈阳和平区民主路209号。

　　2002年，是小泽征尔迎来人生和事业高潮的一年，对他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一年，他辞别任职30年的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奥地利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

　　2002年元旦，小泽征尔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金色大厅，在奏响《蓝色多瑙河》之前，他让乐团主要成员用不同的语言向全世界问候新年，而他自己最后用中文大声而真诚地说出“新年好”，大大出乎中国乐迷的意料，线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小泽征尔用中文问候“新年好”的视频截图

　　合作，到北京演出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然而，赴京前几天，小泽征尔的母亲不幸离世。他怀着悲痛，依然坚持来北京指挥《蝴蝶夫人》，他把母亲的照片放在乐谱架上。当年谁都没想到，小泽征尔和弟弟带来了母亲的部分骨灰，重访北京故居新开路胡同69号院，和老邻居们一起，将骨灰埋在花坛里……2004年2月22日，小泽征尔第8次来中国，次日上午第一站就是重访故居。面对大门口的石狮子，花白头发的小泽动情地说：“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爬到这上面玩。”跨进老院子，走到花坛前，小泽变得沉重起来：“我母亲要活着，今年96岁了。”说罢，他朝着花坛鞠了三个躬。告辞时，他送给每户老邻居一瓶五粮液，还有一张当晚人民大会堂演出的贵宾票。

　　2008年元旦，小泽征尔再一次回到这个大杂院，凤凰卫视跟踪拍摄，镜头里，小泽征尔回忆起儿童时代在这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还找到了当年用真枪打出的三个弹孔；回忆起当年埋骨灰、栽樱花的情景。

　　小泽征尔的中国情缘，浓得化不开。在《指挥生涯——我的游学随笔》一书中，小泽征尔直言：“

　　E1941年，小泽征尔随家人离开中国回到日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在《指挥生涯——我的游学随笔》中，小泽征尔记述了开始求学的阶段：

　　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是在立川度过的。我目睹了当时频繁的飞机轰炸和那机枪扫射的可怕情景。随着战争的失败，尽管爸爸也陷入了经济的困境，然而对我们这些孩子一向所爱好的东西，却一直还让我们继续学了下去。战后又经过了几年，他才重操旧业，又去当了牙科医生。我开始向丰增升老师学习钢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家处于战后最艰难的阶段。虽然如此，父母亲为了我的学习，从不曾让我的手离开过钢琴，如今回想起来真使我感激万分。

　　……我妈妈不仅会唱各种弥撒曲，根据我的记忆，好像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就开始叫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合唱。那时唱的似乎就是弥撒曲十一号，那是一支精炼、漂亮的曲子。我家有兄弟四人，可以组成男声四重唱……在成城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和同学们一道组织了一个唱弥撒曲的《城之音》合唱团，我最初的指挥生涯也就是从指挥这个合唱团开始的。

　　从我进了成城学园中学起，就开始跟丰增升老师学钢琴，我在他身边学了不少巴赫的作品。（详见该书第9至10页）

　　从唱弥撒曲开始，继而指挥合唱团，同时学习钢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小泽征尔，与音乐有了不间断的亲密接触。“我是极其朴素地从大自然当中，从全人类当中，或从漫长的历史当中，感觉到其中蕴藏着的音乐。”这就是小泽征尔的音乐天赋。

　　当然，仅有天赋当然是不够的，成长期离不开学习，而学习少不了老师。小泽征尔在一生不同的阶段，遇到了不同却最好的音乐老师：

　　，是向丰增升老师致敬的。当年他家所买的，是亲戚便宜出让的一架二手钢琴，父亲和大儿子、二儿子一起，从横滨将钢琴绑在手推车上，用了3天时间才拉回立川市的家中。没想到，喜欢英式橄榄球的少年小泽，在一次球赛中折断了两根手指，也折断了钢琴家的梦想，只能转而专心学指挥。这也线岁的小泽进入斋藤秀雄参与开办的桐朋学园。斋藤秀雄是日本著名指挥家、大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也是小泽妈妈的远亲，他成为了把小泽送上音乐指挥舞台的“造化之师”。

　　桐朋学园是短期大学——日本的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学制一般为2至3年。小泽征尔曾讲到：“我上了四年高中、三年大学。先在成城读了一年高一，到了桐朋又读了一年。当时桐朋的音乐系还没成立，我等了一整年。后来又在那儿上了两年半大学……在那七年间，我一直担任学生乐团的指挥。”

　　这位从桐朋学园毕业的“大专生”，在关键的人生十字路口，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到欧洲去游学、去寻求发展机会！天赋很重要，运气很重要，努力很重要，关键时刻方向和道路的选择更重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把事业打开，把格局打开。

　　然后就有了小泽带着一辆摩托车、只身乘坐远洋货轮去法国的佳话。那是富士重工赞助他的雏兔牌轻型摩托车。

　　“我天天骑着小摩托车，哼着歌，在巴黎的街上闲串。”有了这辆小摩托，青年小泽征尔更自由、更奔放，也更接地气了：“逛街时，我注意到巴黎有不少妇女的内衣店。我只要有时间就去转转，研究研究，店里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为了研究女人的内衣到巴黎来的呢！想不到自从我骑小摩托车旅行以来，从来还没有迷过路，哪怕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只要我想去，就凭着我的感觉，或许是充分发挥了灵感的缘故，我都能摸得到。”（详见《指挥生涯——我的游学随笔》第41页）

　　在巴黎时，小泽从来不进日本饭馆，因为对他这个“穷小子”来讲，日本饭馆的价格都很高。在异国他乡，小泽思念故乡的滋味，妈妈从日本寄来包裹，里头有他喜欢的腌梅、紫菜、海胆酱、海带卷，“我当时一口气吃了十来个海带卷”。

　　生在中国的他，对中国餐馆可是很赞：“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较优越，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中国餐馆。反正，中国人经营的饭馆遍及全世界，这好像是中国人那种坚韧不拔精神的一种说明。”（详见第162页）

　　在欧洲游学，小泽征尔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机遇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的。1959年9月，

　　。1960年，为了向“似有某种魔法”的卡拉扬学习指挥，他从巴黎赶到柏林，参加“向卡拉扬学习指挥的青年指挥比赛”。他以马勒的《大地之歌》、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作为考试的课题曲目，又获得了第一名。之后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从巴黎赶到柏林跟卡拉扬学习，从而得到了卡拉扬的亲传。

　　在中国，有个版本的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中，收有一篇《小泽征尔的判断》的文章，有点意思：日本的小泽征尔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在他成名以前，一次，他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决赛时，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台下坐满了观众，他们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大师。评委会交给他一张乐谱。小泽征尔全神贯注地挥动着指挥棒，以世界一流指挥家的风度，指挥着世界一流的乐队演奏具有国际水平的乐曲。

　　演奏中，小泽征尔突然听到乐曲中出现了一处不和谐的地方。他以为是乐队演奏错了，就指挥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但是，他仍觉得不自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大师，小泽征尔考虑再三，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刚落，评判台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目的是试探指挥家是否能够坚信自己的正确判断。他们认为只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的音乐指挥家。前面的参赛者虽然也发现了问题，但是在国际音乐大师面前，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有小泽征尔不迷信权威，相信自己，果敢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获得了这次大赛的桂冠。

　　具体没写清楚小泽征尔在哪一次比赛中遇到这个事情，而这个故事在中国传播广泛，有的是以“给材料作文”的作文题出现。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许多文本喜欢夸大、夸张，比如这一篇中所言的“台下坐满了观众，他们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大师”、“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大师”，就是典型的夸张措辞。

　　。1961年，通过选拔，小泽征尔成为了伯恩斯坦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的3位副指挥之一，成了伯恩斯坦的助手和学生。在那个交响乐坛鲜见东方面孔的年代，来自日本的小泽征尔师从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三位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F拜师学艺，并不容易。

　　在美国做伯恩斯坦的副指挥时期，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博士后”，学习、研究、实践兼而有之，收入不高，生活不易。在与他的好友、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对谈中，有讲到；他们的对话，后来由村上春树整理成一本书。

　　村上春树热爱音乐，他曾说：“我将听音乐视为人生中至高无上的喜悦。我是从哪儿学会写作的？答案就是音乐。”“爱运动看《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爱音乐就要看《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在村上春树的等身著作中，有一本比较特殊，那就是

　　（中译本由刘名扬翻译，南海出版公司2020年1月第1版），日本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和中国著名钢琴家郎朗都曾倾情推荐。而在更早一些的2014年，上海音乐出版社以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中译本封面在《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中，小泽对村上讲到最初生活的艰难，在美国曾租住在“半地下室”：

　　我入行时还是单身，一周领一百美元，靠这种酬劳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婚后增加到了一百五十美元，手头依然拮据。我在纽约总共住了两年半，只能租便宜的公寓栖身。记得第一套公寓月租是一百二十五美元，而且是半地下的。早上起床打开窗户，就能从窗口看到行人的一双双脚。婚后加了薪，终于搬到了楼上。纽约的夏天热得吓人，公寓当然也没有冷气，晚上热得睡不着，只得到附近挑一家最便宜的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电影院，在里头睡到天亮。当时住在百老汇街附近，电影院倒是不少。但每放完一部电影，就得离开座位去大厅，只得每两小时起身一次，在大厅里闲晃打发时间。（详见该书第96页）

　　他没有另外外出打工，主要时间都是用来研读乐谱，他是三个副指挥里头最用功的一个。善良敦厚的小泽征尔甚至这样想这样做：“另外两位副指挥，其他曲子由他们负责，但他们万一碰上突发状况呢？因此我连他们负责的部分也得研读，时间怎么都不够用。”

　　小泽征尔曾经评价说“日本人是努力专家”，其实他自己就是最勤奋最努力的人。“我凭着一股傻劲，朝着音乐这唯一的目标冲刺，除了音乐什么也没干过。”

　　当然，大师的成长，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在近现代歌剧发源地意大利，小泽征尔第一次出场指挥歌剧演出，就遭遇了“滑铁卢”。

　　，结果遭遇一片倒彩，集体爆出嘘声。人家叫“帕瓦罗蒂”， 小泽则没有“怕瓦落地”。在与村上春树对谈中，小泽征尔说：“我和帕瓦罗蒂是至交，那次他热心地请我到米兰演出。我很喜欢他，就这样让他说服了。当时卡拉扬老师非常反对，告诉我那等于自杀，还威胁说我真的会被人杀掉。”村上春树惊讶地问：“被谁杀掉？”小泽回答：“被观众。米兰的观众是出了名的难讨好。果然，起初我的确遭遇了一片倒彩。但那次公演一共演出七场，大概三天后，我忽然惊觉：咦？今天没倒彩了？最后演出就这样顺利结束。”（详见第212页）歌剧是近现代欧洲文化的精髓，一直都被视为最灿烂的文化遗产。2002年，小泽征尔接受主持人杨澜访谈时说：“我喜爱歌剧。在美国的管弦乐队当指挥是非常忙碌的。我有时一年能接一部歌剧，有时一年到头也不能完成一部，时间太有限了。有机会去维也纳专心做歌剧，这对我来说太棒了。在我去世前，我还要多指挥几出歌剧。”看到一段珍贵的黑白影像，那是60多年前的1962年，年轻的小泽征尔指挥

　　的一段。经典恒久远，一曲永流传。2011年9月，小泽征尔原计划来中国，在国家大剧院指挥演出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

　　，但因上一年食道癌手术，不得不取消。癌症也是一种老年病，身体上经受这样的挫折，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了表达歉意，小泽征尔在病中连夜录了一段视频给中国观众。其中第一句，就是用中文说：“真的对不起，下次我一定来中国！”在短短3分钟里，他说了7次“对不起”。最后，他诚恳地说：“希望下次再来，你们等着我！”人生如歌歌如剧。

　　G一头“雄狮般”的长发，是小泽征尔重要的标志；指挥的时候，看起来“离开谱”，其实最不“离谱”。越到后来，小泽征尔越是删繁就简，指挥棒都不用了——没有指挥棒，

　　小泽征尔始终把音乐放在第一位，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音乐。他善于运用他那“会说话”的双手、富有表情的炯炯目光、看似夸张的动作带动整个乐团，将音乐一下就推上去了，并且能使每位演奏家发挥最大的潜力。

　　他的指挥，个性风格超越了技术技巧，既热情洋溢又柔韧坚定，既激动张扬又简洁明快，既洒脱大方又准确细腻，既突出节奏的鲜明清晰又注重音乐的旋律线条，极富形象化、色彩性和艺术感染力，扣人心弦。他能准确把握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善于用自己的情感来揭示和重塑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内容，准确捕捉到作品的微妙情感变化，“无论恬静与激烈、缠绵与愤怒、诙谐与庄严、细腻与粗犷等情绪都能表达的恰如其分”；而且总是

　　作为音乐指挥史上的一位天才奇才，小泽征尔对待艺术的严肃认真、勤奋刻苦，是很多人都望尘莫及的；他为世界的指挥界带来了不受欧洲传统束缚的全新感受力，对乐坛和乐迷影响深远。作为乐团指挥，完全可以“将头脑埋在总谱里”，即“看谱指挥”，以防“离谱”；但小泽征尔不一样，他总是要“

　　小泽征尔是数百年、几亿人当中才出一个的指挥天才。他拥有所有指挥家最羡慕的天分——“照相记忆”，犹如把每一页乐谱都拍下来存在自己的脑海里，而不是零散地记忆一个个乐句。他说：“我能记忆每一页乐谱，并在脑海中为自己翻谱。”作为卡拉扬的弟子，就凭这一点，小泽征尔就可以被称为“小卡拉扬”或“新卡拉扬”或“东方卡拉扬”。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看过报道，说卡拉扬能够把600多部交响曲的总谱全部记在脑海里，指挥演奏时用不着翻谱。

　　小泽征尔认为，“对指挥家而言，记忆力远不及理解力重要，毕竟只要看着乐谱指挥就好”，但记下乐谱的好处是，演奏时有余力与演奏者进行眼神交流，“尤其在演奏歌剧时，指挥家边看着歌手边指挥，双方便能用眼神确认和沟通”。

　　卡拉扬指挥得炉火纯青，是可以“闭着眼睛指挥”的。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对谈时说到：“像卡拉扬老师分明暗自将谱背熟了，指挥时却从头到尾闭着双眼。他最后一次指挥《玫瑰骑士》时，我就近观察过，发现他从头到尾眼睛都没睁开。”

　　当然，指挥家光凭天赋是不够的，小泽征尔的努力远远超过他的天分。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曾在小泽征尔寓所住过一段时间，目睹了他的勤奋：“每天清晨四点钟，小泽屋里就亮起了灯，他开始读总谱。真没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是的，小泽征尔从青年时代就养成晨读的习惯，一直坚持不松懈。他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籍。”

　　他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历时一个半小时，指挥台上放着乐谱，从头到尾不曾打开，所有的音符都记在他的脑子里。指挥临近结束，一颗颗汗滴从头上落下来。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在与村上春树对谈中，他们就详细谈到研读乐谱。指挥家研读乐谱，犹如书法家研读法书碑帖。小泽征尔说：“钻研音乐时，我总是心无旁骛地研读乐谱，只思考音乐本身，不太思考其他问题。我唯一能依赖的，就是自己和音乐仅有的联系……专注地读着乐谱，音乐就会自然而然融入心中。”

　　村上春树问：“这是否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小泽征尔回答：“是的。斋藤老师教过我们，必须秉持自己正在创作这首曲子的心态，专注地钻研乐谱。”

　　还有山本直纯老师也一样，有一次山本老师叫小泽征尔去他家，“我刚到，他就递给我一份空白的五线谱，要我把上次练习过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乐谱从头到尾填上去。”（详见《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第159至160页）

　　由邹东来、朱春雨翻译，文汇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开始于艰难，结果于辉煌，这是怎样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过程呢？”在对谈中，大江健三郎也认为小泽征尔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物”，“所有的曲子你都是记在脑子里指挥的，这多么不容易啊”。梅西昂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大型歌剧，要演六个钟头，把总谱都记在脑子里，大江健三郎都感到非常吃惊。（详见该书第128页）

　　法国作曲家梅西昂（1908-1992），对西方现代音乐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一生所写的歌剧，只有

　　”，融入了作曲家一贯的宗教哲学思想，合成了多种音乐与戏剧形式——如歌剧、神秘剧、清唱剧、基督会剧等，其一部的篇幅等于人家三四部。一丝不苟，孜孜以求。像小泽征尔一样，把全部总谱印在脑子里，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艺术务本，本立而道生。小泽征尔曾与纽约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等众多享誉世界的艺术机构深度合作。尤其是从1973年起，他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长达29年；从2002年至2010年，又出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总而言之，在音乐界，大家都服他。音乐就是小泽征尔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大师的艺术精神、艺术灵魂、艺术信仰，尽在其中。

　　奥地利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我年年都要收看电视直播的音乐会。2002年，小泽征尔开始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小泽征尔指挥的，金色大厅响起了金色的音乐。

　　也是从2002年1月1日开始，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正式开始流通；因此，金色大厅管风琴上挂出巨大的欧元标识，显得格外醒目。

　　中，记叙了那次演出之前，在维也纳一家最高级的日本餐厅“云海”接待小泽征尔的经历。那时里建暂时被借调到该餐厅，担任副经理。

　　因为工作的原因，小泽征尔那天很晚才从瑞士苏黎世飞来维也纳。在夜里临近十一点的时候，小泽征尔终于走进了餐厅。那时餐厅已打烊，就他一个人来用餐，“他挑了一处餐厅最隐秘的角落坐下”，日本厨师长为他准备了他最喜欢的料理。“一个宽35厘米，长60厘米左右的托盘终于端上来了。看着满盘多达近十种五颜六色的各式小碟，小泽征尔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有个感人细节是：用餐中，在与负责接待他的里建副经理寒暄之后，小泽征尔为自己“来晚了”特意欠身道歉。（详见2022年12月22日日本华侨报网）这就是谦逊低调、温和亲切、有着极高修养的小泽征尔。

　　则和小泽征尔一起吃过盒饭。2007年12月31日，刚开幕运营的国家大剧院，迎来首场新年音乐会，小泽征尔与

　　等众多音乐家携手登台演出。小泽征尔辞世后，郎朗回忆起这次合作：“我还记得当时因为排练一天没有出音乐厅，我和小泽征尔大师在国家大剧院食堂一起吃的盒饭，他对艺术一丝不苟完美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尊重与敬仰。”

　　郎朗的悼念文字很真挚：“感谢大师对我的帮助与提拔，曾经有幸和小泽征尔大师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门德尔松第一钢琴协奏曲》，与国交合作贝多芬C小调《合唱幻想曲》。”许多受惠于小泽征尔的人都是这样的心声：“小泽征尔是我有幸见过的最热情、最善良、最慷慨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伟大的朋友、杰出的榜样、模范音乐家和领袖。他一直是我一生的灵感来源，我会深深地想念他。”小泽征尔重情重义。1984年，为纪念恩师斋藤秀雄逝世10周年，他创建了斋藤纪念乐团。1992年，小泽征尔又创办了

　　2008年12月，英国《留声机》杂志邀请世界各地乐评人投票评选出“全球二十大乐团”，斋藤纪念乐团作为亚洲惟一代表名列第19位，一跃成为日本乐团之光；其评语曰：“这是一支令人兴奋的乐团，是每年在深山中举办的松本斋藤纪念音乐节的驻节乐团……”从“斋藤纪念乐团”到“斋藤纪念音乐节”，足见小泽征尔忠于艺术，忠于人性，忠于情感。而小泽征尔一次次回到中国，就是一次次感人的感恩之旅。这也印证了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话：“音乐中最好的东西，在音符里是找不到的。”I

　　继1976年岁末首访之后，小泽征尔于1978年6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两场音乐会，地点分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和首都体育馆，尤其是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演出，数万人观看，盛况空前。

　　演出曲目不仅有在“文革”期间禁演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和《草原小姐妹》，也有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日本作曲家小山清茂的《伐木歌》等外国乐曲。小泽征尔后来回忆说，“这些长年累月演奏革命乐曲的中国音乐家，对演奏世界名曲的欲望其实非常强烈，这与我碰撞出了火花。这次经历十分难忘！”

　　1979年1月，中美建交，访美，引起世界轰动。据《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记载：1月29日晚，出席卡特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结束后，在肯尼迪中心观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美国艺术家的文艺表演，并发表简短讲话，指出：艺术是使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阂的最好的办法”。（详见该书第477页）

　　就是在那个讲话中，宣布，作为发展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步骤之一，波士顿交响乐团将于3月份访华。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3月15日，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乘坐一架波音747，飞越太平洋，抵达中国上海。时任该团助理经理的彼得·盖波后来回忆，这是第一架飞往中国的波音747，由于机身太高，当时不得不提前从香港用火车把舷梯运到上海，乐团才得以下了飞机。

　　小泽征尔成为中美建交后首位音乐使者，给禁锢多年的中国音乐界，送来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浩荡春风。

　　波士顿交响乐团先在上海演出一场，随后到北京演出了三场。在北京，先在红塔礼堂演出了两场，继而到首都体育馆演出一场。

　　始建于1953年的红塔礼堂，也叫计委礼堂，属于内部开会、放电影的礼堂，其实不属于专业音乐厅，但音响效果较好。小泽征尔来红塔礼堂“踩点”时，细心的他发现剧场的座椅都是木制的，中间的转轴为金属，观众一起一落会发出很大声响。为了不影响演出，工作人员就对每张座椅动了“手术”，给金属转轴套上保护套。

　　3月17日在北京红塔礼堂进行第一场演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亲临演出现场。据《年谱（1975-1997）》上册记载：“演出休息时接见团长小泽征尔等乐团主要负责人。指出：这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第一个艺术团到中国访问，表明中美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在日益增多，将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详见该书第494页）

　　这次接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上面有、宋庆龄、小泽征尔与小泽的母亲，小泽征尔右手搭在肩上，左手挽着宋庆龄的胳膊，大家笑意盈盈、轻松愉快。

　　1979年3月17日，在北京红塔礼堂的演出结束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左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左四）与小泽征尔及其母亲（左一）合影

　　在首都体育馆演出的下半场，由波士顿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的全体217名乐手，合作演出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上万名观众为之轰动……

　　多年来，中文媒体尤其是网络流行的说法——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这是错误的，是以讹传讹。

　　事情发生就在1978年，小泽征尔第二次来中国，在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之后，受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学负责人吴祖强邀请，访问了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并且给学生做教学指导。中央音乐学院为此精心准备了几个节目，其中17岁的姜建华有幸被选中，要为小泽征尔演奏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日本民歌《樱花》。

　　6月17日那天，小泽征尔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受到了师生们热烈的欢迎。在简单而热闹的欢迎仪式过后，小泽征尔被邀请到教学楼二楼207小教室，欣赏同学们为他准备的几个小节目。姜建华最后出场表演二胡独奏，她坐定之后，埋头开始演奏《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江苏无锡盲艺人阿炳创作的二胡名曲。姜建华从小就拉这首曲子，为理解曲调背后的深意，她曾专门查阅阿炳的生平资料，造访了无锡阿炳故地，反复聆听1950年阿炳演奏的原声录音。

　　阿炳本名叫华彦钧，杰出的中国民间音乐家，人称“瞎子阿炳”。他生于1892年7月9日，1950年12月辞世，私塾文化程度。因为父亲是道士，所以阿炳在道教音乐中长大，有演奏二胡和作曲的天赋特长，中年后因眼疾失明，较长时间都以街头卖艺为生。1950年他辞世前，二胡演奏家、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黎松寿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荫浏等人来无锡，为阿炳录音，从而录下他演奏的珍贵的《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等作品。

　　阿炳留下的照片极少，在1947年“无锡县国民身份证底册”上，被发现他及妻子的照片都在其中，注明阿炳的职业是“演奏”。

　　阿炳是草根盲人艺术家，“人穷艺不穷”，《二泉映月》象征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忧民且忧世，温柔又深情，宁静而坚定，草根却文雅，哀婉中有不屈，苦难中有抗争，艰难中有希望……诸多情感相互交织，时而低回婉转、如泣如诉，时而大开大阖、激越奔放……包括聆听阿炳演奏的原声，我不知听过多少版本多少遍，在共情与共鸣中，时常听得潸然泪下。

　　如果说“光”是自然界的本源性物质，那么“声”就是人类的本源物质，光让人看见，声让人听见，有“光”的音乐之声，是人世间创造的最美好的声音。阿炳是盲人，看不见“光”，却能在黑暗中创作出这么璀璨的乐音，可见苦难中有何等的倔强。

　　当时奏曲过半，姜建华隐约听到哭泣声。她抬起头，看到小泽征尔掩面而泣，她吓了一跳。当她演奏结束，准备演奏第二首曲子《樱花》时，小泽征尔上前激动地拥抱了她，说第二首不用演奏了。“没想到两根琴弦，就能奏出人生的喜怒哀乐。你拉的《二泉映月》让我肝肠寸断。”根据姜建华的转述，小泽征尔对她说，“如果听了这次演奏，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首曲目。因为没有理解它，没有资格指挥它。”

　　当天午后，姜建华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赶紧来二层教室，小泽征尔带了日本NHK电视台摄制组来，要再听一遍《二泉映月》并进行录像。

　　如今看到的影像资料，黑白照片中，小泽征尔左手掩面，流泪听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他身旁、身后坐着中央音乐学院诸多师生及领导，包括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这应该就是第一次聆听演奏时的照片。

　　1978年，小泽征尔流泪听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他左手边坐着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

　　之后有彩色的摄像片段，左肩挎着一个小包的小泽征尔一人在听姜建华的演奏，就是第二次带了NHK电视台摄像师所拍摄的，这段录像后来被制作成纪录片。

　　日本《朝日新闻》也做了相关报道，其中一个小标题就是《小泽先生感动的泪》。

　　多年之后，小泽征尔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不能说《二泉映月》是首伤感、悲凉的曲子，但是我却泪流满面。它有着积极的精神，这种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外露的，是一种无形之中，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这个事后来在四十多年时间里，被大量的中文媒体传播为“小泽征尔跪着听二胡演奏《二泉映月》”，这显然是夸张与误传；为了突出《二泉映月》的杰出，媒体的表述添油加醋、以讹传讹。

　　学者吴跃华对此作了认真的考证，发表调查论文《“音乐行为”文化误读的典型案例——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的文献调查与分析》（《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追根溯源，澄清事实。

　　据该文分析，最早报道小泽征尔“跪着听”一说，发生在15年之后的1993年，在华彦钧艺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赵沨在致辞中提到，后载入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阿炳论》一书：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听到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时泪流满面的情景，并且，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虔诚态度说：这种音乐只应该跪着听。并且真的从椅子上顺势要跪下去。当我拉着他的手又把他扶在座位上之后，他又喃喃地向我说：‘如果我听了这次演奏，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并没有理解这首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

　　其实，没有任何照片与影像证明小泽征尔真的“跪下来”听，姜建华在回忆时也没有讲到看到小泽征尔“跪下来”。常识判断，作为指导老师身份前来的小泽征尔，在那么多人面前，也不可能“跪下来听”；而在演奏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插话说“要跪下来听”，然后真的就“顺势跪下去”。

　　而只能是演奏结束之后，在交流看法时，表达对《二泉映月》最崇高的尊敬；最大可能是，翻译没有准确表达小泽征尔的意思，翻译成“《二泉映月》应该跪着听”肯定是不对的，而应译成“《二泉映月》应该正座听”。

　　“跪着听”和“正座听”，可是霄壤之别。“正座”一词，在日本语中，即双腿跪地，上身挺拔，臀部坐在脚踝上，双手规矩地放于双膝上。《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正确的坐，端坐。”表示在正式场合，很有诚意的、很庄重的一种坐法，如同“正襟危坐”。“正襟危坐”之意就是：整理好衣襟端正地坐着。

　　其实这种“席地而坐”的坐姿，源自中国古代，汉朝特别流行，因为那时还没有椅子凳子。“正座”后传入日本并成了传统礼仪。日本现有坐姿：正座/端坐、割座/分腿坐、横座/侧身坐、胡座/盘腿坐、体育座/抱膝坐、长座/伸腿坐，等等，其中最正规的是“正座”。“正座”表面看是“跪座”，实际上并非中国文化中含有“致歉悔罪”之意的“下跪”。

　　所以感动落泪之后，小泽征尔表示应该“正座听”，用严肃庄重的礼仪来表达对《二泉映月》的恭敬尊重，这才是正解。

　　弦为心声。姜建华后来成为著名二胡演奏家。1986年，已是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25岁的姜建华，在小泽征尔的力邀下，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远赴日本，开启了长达21年的旅日生涯，就是要让二胡和世界接轨。她成为了职业演奏家，观众大多是日本或是欧洲的朋友。每次和小泽征尔合作时，小泽先生都在舞台上热情洋溢地把她和二胡介绍给大家。不仅仅是小泽征尔，坂本龙一也为二胡的流行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姜建华开创性地在日本高崎艺术大学建立了中国二胡专业。

　　2023年1月，姜建华在日本与小泽征尔久别重逢，两人都泪如泉涌。每个人都希望小泽先生身体健康，“努力加餐饭”。

　　培养提携他人，小泽征尔视为己任。他曾说，“我想和中国人一起来培养真正的音乐家，因为我出生在中国。”

　　1994年5月7日，小泽征尔陪同母亲，来到出生地辽宁沈阳，此行目的是指挥辽宁交响乐团，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由于长时间的闭塞，当时的中国交响乐演奏员的水平与乐器，都与外国乐团有着巨大的差距。

　　排练就困难了。乐团团长后来回忆说：“第一天，在排练完第四乐章快板后，小泽的脸色骤然沉了下来，紧皱眉头，低沉地自语道：怎么会这样？这样的乐团怎么去演出？忽然，他将指挥棒重重地敲了一下乐谱架后说：从明天起，我们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我当即懵了。这等于在说，每个人需要从基本功训练起。这绝不是大师级指挥家做的事。这时，等候在演练厅的地方官员要与他商量安排接见和宴请事宜，小泽一一谢绝。他说，我这次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送给沈阳市人民一台满意的交响乐。我不想见任何与音乐会无关的人。”

　　在小泽征尔的引领下，中国的音乐家带着中国的音乐，一次次走出国门，一步步走向世界。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结束后，他邀请中央乐团钢琴家刘诗昆、琵琶演奏家刘德海随团赴美交流演出。刘诗昆和刘德海因此成为中美建交后，首次访美的中国音乐家。

　　1980年盛夏，小泽征尔又邀请姜建华、刘德海、韩中杰和扬琴演奏家黄河，赴美参加坦格伍德音乐节，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献演。他们抵达美国时，小泽征尔亲自接机。姜建华后来回忆说：“他给我们4个人租了一套大别墅，还请了一位司机专门接送，一位厨师给我们做饭，非常热情。”

　　小泽征尔同样重视培养中国年轻的指挥家。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就读的陈佐湟，曾两次参加小泽征尔举办的大师培训班。后来，他不仅邀请陈佐湟到世界顶尖艺术学院——美国茱莉亚学院深造，还为陈佐湟落实了指导教授和奖学金。

　　在小泽征尔的帮助下，陈佐湟最终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学生、第一位在海外学有所成的音乐艺术博士。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的陈佐湟曾动情地说，“小泽征尔是我的恩师，虽然他不曾正式教过我，但是我的音乐生涯，因他而改变。”

　　在日本，小泽征尔于2000年6月创立了“小泽国际室内乐音乐塾”，目的就在于对年轻人的音乐教育培养。他说：“音乐究竟繁荣还是衰退，取决于年轻人能否在年轻时有机会接触好音乐。我希望把毕生所得的音乐经验倾囊而出，传授给这些年轻而优秀的音乐家。这就是我所勾画的音乐塾的第一步。”

　　“音乐塾”不仅从日本选拔人才，还从中国大陆及台湾挑选优秀的学生，赴日本完成短期的音乐集训，并且免费提供食宿。2005年，40名中国学生进入“音乐塾”。这些二十来岁的学员，得到了独有的沉浸式培训体验。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学生跟随小泽老师“入塾”，与日本的年轻音乐家一起研究音乐，获得更多与世界音乐交流、沟通的机会。

　　小泽征尔说：“中国的学生很有天分、也很有热情，非常好。对音乐保有热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如果因为金钱而失去赴国外交流的机会，我们可以帮助他。尽量使他们克服各种困难，缩短他们迈入国际舞台的距离。”

　　“音乐就是落日。落日只有一个，但每个人，每一天，在每个不同的地方，看到和感受到的落日却那么不同。”他曾对学生说，“如果要找美丽的落日，就到音乐中去吧，美丽的音乐总是在的。”

　　小泽征尔一直是那么纯粹、坚定、专注、努力，培养年轻人也是如此。在与村上春树的对话中，小泽征尔对年轻人的表现表示满意：“这绝不是侥幸，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成果。我们的面试一年比一年密集，教学也一年比一年充实。”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小泽征尔就是助力年轻音乐家发现自己使命的人。

　　自从2010年进行食道癌大手术之后，各种疾患时不时前来打扰他。他说，“肚子里装满了药，身体里都是抗生素”。但是，小泽征尔依旧坚定地活在自己热爱的音乐世界里，只要体力允许，仍然上台，到后来是“坐着指挥”。

　　2010年12月18日，75岁的小泽征尔重新登上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指挥斋藤纪念乐团演奏近90分钟，宣告自己重返世界音乐舞台。他指挥的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是作曲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毁而重建的考文垂大教堂而作，“重建”之意，意味深长。演出结束，全场听众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那么，他培养过的、指挥过的音乐家们，拿什么回报他呢？在他生日的时候，乐团会忽然奏响“祝你生日快乐”的曲子。小泽征尔坐在指挥台的椅子上，踢动快乐的双脚，开心极了，也可爱极了。

　　难忘2015年9月1日，小泽征尔80岁生日当天，在指挥斋藤纪念乐团演出结束时，钢琴家阿格里奇与乐团及现场观众一起，为小泽征尔演奏并合唱“祝你生日快乐”，小泽征尔激动落泪……

　　“音乐可以连接人们的心灵，超越文字、边界、宗教和政治。”小泽征尔曾说，“我希望通过音乐可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精诚团结的。”

　　到了2022年11月23日，久未露面的小泽征尔大师，在长野县松本市再度执棒斋藤纪念乐团，奏响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直播视频，“冲破天际”，传送给正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航天员若田光一，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中直播交响音乐会。

　　视频中，87岁的小泽征尔形销骨立，满头白发。他围着红围巾，坐在轮椅上指挥。昔日那双魔幻动感、“会跳芭蕾”的手，已无法大幅度挥动。一曲终了，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他不禁哽咽，几度拭泪。

　　小泽征尔最后一次在中国亮相，是2009年4月。那一年，他以音乐总监的身份，率领“小泽音乐塾”造访上海大剧院，沪上观众因此得见亚洲青年音乐家的最高水平。

　　小泽征尔平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在2023年9月，他坐着轮椅，出现在他晚年倾注心血的松本音乐节演出的谢幕仪式上……

　　大江健三郎和小泽征尔对话时，谈到了生死问题。小泽征尔说，“死对我而言可是很现实的问题”，“死死生生不息的”。（见《我们同年生：大江健三郎·小泽征尔对线页）

　　小泽征尔认为，艺术与人类的“生命”交会时，存在寂寥与悲伤，因为人终归走向死亡的宿命，而音乐无疑拥有“迅速引出悲伤的要素”，因为音乐中存在悲伤，所以欢乐的音乐才会从悲伤中产生。

　　日本镰仓时代的随笔家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九十三段中，借书中人物之口写道：“人皆不乐生，盖不畏死也。实则人人惧死，只是忘死期将近耳。能超生死之相，方可谓悟得真理。”由死以体悟生之愉悦，由生观照死之降临，生与死并非分离的关系，而是相即不离，死亡是日常化的，生时不能忘记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作为艺术大家，小泽征尔以求得的艺术之道，超越了生死。

　　小泽创造了艺术的“大泽”，泽被后世。（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