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末听到习提出推动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时，颇感意外。然而，这个概念的提出，

　　没想到的是，中央关于推进媒体融合的发展之迫切会深入到县一级的媒体之中。关于媒体融合这个话题，传媒产业其实并不陌生。在不同的阶段，融合的表现会有所不同：从三网融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到媒体融合，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高度”。

　　那么落到执行的层面，从效率和规模的角度去考虑，显然应该是中央级媒体，至少是省级媒体作为担当，才更容易产生效果、树立标杆、迅速推进。这些宏大的主题、关乎我国媒体产业发展命脉与方向的战略，似乎很少会与县级媒体挂钩，“窗口”与机会也几乎没有与县级媒体产生过关联——作为四级办台中的最低一级，它们数量众多，但是资源匮乏，鲜有问津。此次明确提出“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之后中宣部迅速跟进做出部署安排，要求2020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确实让外界侧目，感慨中央对于此事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

　　想得到的是，县级媒体、县域传播生态完善的重要性其实无须赘言。我国现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41636个乡镇级建制单位，66.2万个村级行政单位，设有村委会的农村为58.9万个。一篇《藏在县城的万亿生意》刷屏朋友圈，只是让社会大众再次意识到“县”的价值。在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论述中，县域是我国国民经济区域构成中具有相对基础性、综合性、交叉性和独立性的行政区域经济，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两千多家县级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维持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前进，传递党和中央的声音，县级媒体责无旁贷。因此，探讨县级媒体如何发展，这个话题已经超越了一般媒体经营与宣传的专业范畴，更是政治管理与政权稳定的宏大议题。

　　本期编辑部紧跟这个热点，从媒体到广告主，再到消费者，以及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机构，基本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这个问题探讨透彻。而笔者在此，则是希望从更加宏观的政治、传播和产业的高度再次进行审视和把握。

　　其一，所谓融合，本质是政治的“融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县一直作为地方基本行政区划而存在，春秋时期已有县、郡的设置。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然而，政治与制度的确立，其最大目的并不是管理，而是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关系，从中央到地方，达到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县级媒体应当是实现这种和谐状态的重要抓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所谓融合，核心是传播的融通。媒体功能的第一属性就是进行信息的传播，而以县级广电为代表的县级媒体目前所处的传播环境如何？截至2018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2.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6.5%；一方面，城镇网民在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的使用率高于农村网民；另一方面，城乡网民在即时通信、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应用表现出的差异较小。首先，“县”不等同于农村，那么也就是说，县级媒体所在的区域中，消费者“触网”行为已经相当普遍，至少是不断提升。广电和报刊媒体的出生与发展，是在一个大众传播时代，操作方式是从上到下、以一对多，从这个角度考虑融合势必会落入“效率”的陷阱，简单理解为“一条资讯全网分发”的模式。然而在全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中，互动的、个性的、平台化的传播沟通已经成为主流，传播的方式、角度、理念都需要重新调整，从融通的角度出发，以真正实现传播的目的、提升传播的效率。

　　其三，所谓融合，关键是产业的融合。在媒体融合的发展进程中，产品与技术是开端，然后引起产业层面的融合，这是笔者一直以来的观点，即下游倒逼上游，并最终实现产品、终端、媒体、产业、制度和文化的全面融合。我国媒体一直以来都是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并轨的双重体制，于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很自然地就倾向于将这两者相对立，“剥离”这个概念和操作方式时有出现正是例证之一。然而当下的媒体产业中，融合已经是一种既存事实，无法按照黑与白、事业与商业的标准进行独立切割。也正是因此，在构建县级乃至省级、中央级融媒体时，如果只考虑其传播的属性、宣传的属性，不考虑其商业的部分、经营的部分，显然是无法与时代、产业、市场、竞争接轨的。产业的融合，必须从顶层架构的设计开始就成为重点给予足够的考量。

　　融合的问题，说的小，可能只是制度与产品的问题；说的大，还可以是世界理想和国家愿景的问题——既然世界已经是平的，融合又岂会囿于媒体领域？所谓融合，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全新的关于媒体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