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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山东泰山队在实现足协杯三连冠后感谢到现场助威的鲁蜜们。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孙苌青 摄
2023年1月15日黄昏时分的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中国足球的2022赛季缓缓落下大幕。连续三个赛季问鼎足协杯的山东泰山将帅，在颁奖典礼结束后进行谢场，感谢球迷们的追随与守望。看台上，有球迷高举江苏队24号球衣，呼喊着吉翔的名字。
2020年12月19日，正是在这片球场上，山东泰山2比0击败新科中超冠军江苏队，拿到足协杯冠军。那场比赛，也是吉翔身披江苏队战袍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一战过后，江苏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死亡，吉翔满怀不舍地作别江东，北上齐鲁。两年多的时间倏忽而过，那些江苏队的“遗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对江苏队的爱，表达着对吉翔的支持。他们在看台上高唱起江苏队昔日的战歌，吉翔朝向他们的方向，不停地鼓掌、挥手，向他们致意这一幕，让人异常动容，又异常心酸。人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真的吗?
回顾过去一年间中国足球经历的种种，人们感受到的绝少有希望与温暖，只有一次次失落与彻骨的寒意。在2022年里，中国足球举步维艰。
也是在1月15日这一天，中国足协在苏州太美香谷里酒店召开了第十一届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会上，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总结了2022年，并通报了2023年的工作计划。新的一年，中国足球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已身处谷底的中国足球，能否真正触底反弹?这些答案依然在风中飘
2022年12月27日，曾8次加冕中超冠军的广州队，在中超第33轮比赛中负于长春亚泰，提前一轮确定降级。这样的结局，或许早在2022赛季中超大幕开启前就已注定。2022年2月出炉的广州队薪资方案规定，一线人。消息显示，球队的年度预算仅为1500万元。
1500万元这个数字，放在金元足球风头正盛的年代，只不过是“毛毛雨”。2016年10月15日那个夜晚，客场作战的广州恒大，以6比0大胜石家庄永昌。根据当时广州恒大的奖金规则，球队可以得到1700万元的赢球奖金。这一数字，也创下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高单场比赛赢球奖纪录。时过境迁，随着恒大集团陷入生存危机，这支球队也由“宠儿”沦为“弃儿”。一整年的预算，甚至不及当年一场比赛的赢球奖金。
比广州恒大更早锁定一个降级名额的河北队，也是昔日一掷千金的豪门球队。2015年，华夏幸福集团收购中甲球队河北中基。从那时起，中国足球的版图上又添了一个不差钱的“闯入者”。华夏幸福入主球队后的首个赛季，球队就顺利从中甲升入中超。在当赛季中甲最后三轮的关键比赛中，河北华夏幸福的单场赢球奖金高达1000万元。时任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总经理的叶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豪气十足地表示：“对球员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但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说，必须要有态度。而我们巨大的付出，终于换来了想要的结果。”
在投资热情最为高涨的那一时期，河北华夏幸福先是签下梅西的国家队队友拉维奇，请来前曼城主帅佩莱格里尼，随后又从巴萨引进了梅西的另一位国家队队友马斯切拉诺。据媒体报道，拉维奇从河北华夏幸福领到的年薪，甚至高于同年的梅西，达到惊人的2年56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令人不胜唏嘘的是，曾经“有态度”的河北华夏幸福，在2022年不复昔日的“壕”情万丈。2022年11月3日，中超第23轮的比赛前，河北队球员拉出横幅，集体讨薪。有河北队球员接受采访时满是无奈地表示：“有队友因父亲瘫痪在床需要钱来治病，有队友受了很严重的伤无法治疗，甚至有队友长期靠借钱生活到目前这个状态，我们真是对球队和中国足球的环境失望透顶。”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广州队、河北队这两支昔日豪门球队跌入尘埃，让人不由得想起清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下的悲歌。然而，如果对这一现象仅停留在唏嘘慨叹，而不加以反思，恐怕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2020年岁末，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的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发言中怒斥金元足球“正在侵蚀足球原本健康的躯体”：“这些年来，相关俱乐部的高投入，增长了联赛自身的社会关注度，但本质上并没有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相关行为因违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应被视为具有不可持续性的危害行为，因此必将严重伤害中国足球的现在与未来。”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陈戌源罗列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1994年，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在第40位左右。26年后的今天，中国足球跌落至75位。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分别有将近15至20年缺席各级世界大赛。中超俱乐部的单季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10倍多，工资薪酬是日本J联赛的15.8倍、韩国联赛的11.67倍。”接着，陈戌源追问：“难道大家还不觉醒?难道良心已死吗?我们难道还要置身于如此虚渺的足球环境中么?”
尽管，自2019年8月当选中国足协主席以来，陈戌源的很多言行都伴随着争议，但他关于金元足球之害的论述，称得上有理有据。
“我亲耳听一个豪门俱乐部的负责人说过，他每次去找老板汇报的时候都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人家业务口的总经理去都是汇报又给老板挣了多少钱，唯独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去是要钱的，我们要买谁谁谁，我们要出国去哪儿训练比赛他说感觉自己有时候抬不起头。”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前国脚李玮锋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而这段往事，也清晰地点出了中国足球的一大问题职业俱乐部自身造血功能不足，过于依赖投资方。正因如此，很多中超俱乐部只能是“仰人鼻息”，甚至难以决定自己的前路与命运。江苏队的消亡，堪为最直接的证明。
2021年2月28日，2020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球队江苏队宣布停止运营。这一消息，在世界足坛范围内也引发了极大的震动。BBC知名足球广播节目《世界足球》慨叹：“简直不可思议!刚刚拿到联赛冠军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很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支球队”导致江苏队走向消亡的直接原因，是投资方苏宁集团自身陷入困境，经营状况风雨飘摇。
江苏队宣布停止运营的10天前，也就是2021年2月19日，苏宁集团员工们结束春节假期正式开工的第一天，苏宁老板张近东公开表态：“针对不在零售主赛道的(业务)，就要主动做减法、收缩战线，该关的关，该砍的砍。”看起来，足球俱乐部明显属于该关、该砍之列。江苏队未能寻找到愿意接手者，最终消失于中国足球的版图之上。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看似红红火火之时，财力雄厚的投资人们一拥而上，不吝投入，重金签下众多在欧洲足坛声名显赫的巨星，请来一位位世界级名帅。而当金元足球泡沫之时，昔日金主相继退场，只留给中国足球一地鸡毛。这种巨大的落差，恰恰折射出中国足球的先天不足。职业联赛是中国足球的根基，职业俱乐部又是联赛的基础，当职业俱乐部的生计都成问题，中国足球的根基怎会牢靠?
在江苏队宣布停止运营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从阶段性外部投入孵化到长期性自主造血发展，是足球事业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江苏足球俱乐部一直努力发展的方向。但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要素叠加，江苏足球俱乐部无法有效保障继续征战中超、亚冠赛场。”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没能走好这段“必由之路”，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
以广州队为例，这支球队曾经的无限风光，建立在投资方真金白银的投入之上。广州恒大年报显示，俱乐部2019年度营业收入7.8亿元，支出23.53亿元，相差三倍，且2018、2019年的净资产和净利润均为负数。俱乐部该年度广告收入为5.66亿元，在这部分广告收入中，其股东恒大地产贡献了4.6亿元。
2020年9月，曾担任深圳佳兆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李小刚，出版了《我在佳兆业做足球：足球总经理工作笔记》一书。李小刚曾先后在恒大集团、佳兆业集团从事品牌工作，2016年，佳兆业集团收购深足后，被任命为俱乐部总经理。作为一名对中国足球有着深入认识的从业者，李小刚在书中写道，广告收入的大头都来自集团内部，俱乐部自身欠缺招商能力，而这几乎是所有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通病，“商务拓展只能自娱自乐”。
目前看来，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门票、球迷商品、球员出租及转播费分红。但这部分收入，与俱乐部运营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这也导致了很多俱乐部入不敷出，一旦投资人“不玩了”，球队就难逃走向末路的命运。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足球俱乐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我们中国的俱乐部却做不到?”每当有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突然死亡”，社交媒体上，常有球迷心有不甘地发出如是追问。
资料显示，欧洲俱乐部经营盈利，主要通过门票、会员费、电视转播费、广告、赞助费、商品销售及特许经营、转会费、发行股票、及经营第三产业等渠道。在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中，门票是最稳定的“基本盘”，一般占总收入的30%，电视转播费则占30-40%，其他的商业开发共占30%。与此同时，通过发行股票改制上市、销售电视转播权是国外足球俱乐部目前最重要的两大融资手段。在球员时代曾留洋德国的杨晨，此前接受采访时不无钦羡地讲述过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德国俱乐部的套票，是家族性的。这个座位，可能原先就是我父亲或者爷爷，坐在这里看比赛。这是一种足球文化，在德国，在欧洲的其他联赛，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但中国足球似乎并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底蕴。同样曾留洋德国的谢晖，曾在9年前发表过这样一番见解：“现在大家可能感觉到，国内的球市越来越火，但在我看来，这与欧洲球市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球迷们去球场为自己的主队加油，这不应该只是周末时的一种休闲消遣方式，跟看电影一样，而应该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可传承的信仰。只有这样，足球文化才能根植在人们心里，大家才会发自内心地喜欢足球，热爱足球，愿意自己上场踢球，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踢球，只有这样，足球人口的基数才会扩大，中国足球才会有质的提升。”如今看来，谢晖的这一观点仍未过时。
李小刚在《我在佳兆业做足球：足球总经理工作笔记》一书中，也有过类似的论述：“近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体育和职业体育开始逐步发展，但整个社会的体育文化、体育意识以及体育商业化开发的整体水平仍不高。总而言之，中国还是一个缺乏体育文化和体育传统的国家，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对体育和足球的整体认识都还比较肤浅。因此，我们职业俱乐部的诞生不是自下而上的，是自上而下的，缺乏球迷文化的基础和充分市场化的酝酿”
颇具戏剧性的是，李小刚曾经供职的深足，近来深陷生存危机，且深受李铁案影响。媒体报道显示，多名前深足俱乐部管理层被带走协助调查。有知情者透露，李小刚或也受到了波及。如果，对中国足球有着如此“清醒”认识的李小刚真的出了问题，那么，这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映照出中国足球整体生态存在的严峻问题。在中国足球的“酱缸”中，成为一块“酱肉”，或许是很多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它山之石”无法照搬、“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中国足球急需结合国情寻找新的出路。进行股权改革，或许为各家中国足球俱乐部更好地活下去提供了一个选项。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提出：“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股权改革都仅存于书面上，未能落到实处。直到金元足球大潮渐渐退去的2020年，股权改革才真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会师2022中国足协杯决赛的山东泰山、浙江队，恰恰是最早一批完成股权改革的球队。2020年6月，济南文旅获得俱乐部40%股权，济南文旅、国家电网和鲁能集团形成了大约433的股份比例。同年11月，浙江能源正式入股浙江队，浙江能源和绿城房地产集团各占50%。完成股改后，山东泰山在2021赛季夺得双冠王，浙江队在2021赛季成功冲超，并在2022赛季中超联赛中取得第三名的佳绩。如此种种，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股权改革能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提供的强大动能。
在山东泰山与浙江队的这场巅峰之战中，吉翔昔日江苏队的队友顾超，就坐在浙江队的替补席上。2020年12月19日进行的那场决赛中，顾超是江苏队的首发门将。江苏队解散后，顾超重返浙江队效力。谈及自己选择浙江队的原因时，顾超坦言，浙江队的稳定性，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也许前些年，一些俱乐部疯狂烧钱，暂时吸引了球员，但疯狂过去，像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这样稳步前行的，才是球员最好的归属。”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职业球员们逐渐意识到“平平淡淡才是真”，很多职业俱乐部的生存现状，毫无意外地应验了那一句箴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1992年夏天，中国足协在位于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就此拉开。那次会议，也开启了中国足球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对现今的中国足球而言，或许需要又一次“红山口会议”，才能真正走出凛冬，盼来又一个春天。(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姚正发自苏州)
原标题：2022，举步维艰！2023，触底反弹？身处凛冬望春归，中国足球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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