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就自己的复出问题，坦率而深情地说了几句交心的话：

　　作为一个老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的灯光格外耀眼，各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记者以及中方人员先后到场，而在中方陪同人员当中，有一个人格外地引人注目。他个子不高，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神情从容而坚定，他就是。

　　“这天晚上，宴会未散就急匆匆走下楼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全世界传播一条重大新闻：复出！”

　　这次复出后，义无反顾，在稳定大局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三年。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对夫人卓琳说了一句话：“追悼会，我想去参加。”随后，请求参加追悼会的报告被转递了上去，结果被告知：“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为好。”

　　那一刻，腹部的一个位置隐隐发痛，他在很多天后才意识到那是前列腺的问题。

　　1976年10月7日，心情复杂，手里的烟头也跟着轻微颤动起来。虽然这对共和国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可的政治命运却没有立即得到改变。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我要高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当然，写这封信的目的不仅仅是欢呼，他要做事，要为人民做事，他认为自己还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目光。

　　12月9日，因病住院，五天后，在等人的努力下，中央决定恢复看文件。后来，他被送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次治疗是秘密安排的，并对医院做出“务必治好，一定保护好”的指示。

　　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一直到得知手术结果后，他紧皱的眉头才终于舒展开来，然后说了一句：“好了，睡觉。”

　　随后，党内很多老同志也纷纷到医院来探望，并表达他们的关注和支持。在这一拨拨看望的老同志们，有独臂将军，还有、、，大家顾不得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风险，只想对老朋友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支持。

　　这天，和肩并肩，在西山的小道上走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意有所指地问他：“这里的环境还好吧？”

　　“怎么样，过来和我做邻居吧？我都打听清楚了，你们宽街的那个房子，在地震的时候就损坏得很厉害了，再住很危险，交给总参管理局整修吧。”说着，指了指山顶处有一半被隐没在树丛中的小楼：“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出院以后就搬到那栋楼去。”

　　1977年1月，、把正在住院的被接到玉泉山，并在出院后住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一个住处。

　　这天，带了一株修剪十分漂亮的万年青来到的住处，那天正好是的八十大寿。大家落座后谈论了许多问题，而首先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复出后要抓什么工作？

　　摇摇头，然后说：“这倒是出乎意料，你恢复的职务是第一副总理啊，要总揽全局的。”

　　笑了笑，温和地说：“我已经73岁了，能辅佐你们做些具体工作就足够了，这是我的真心话。”

　　“大图纸要一笔一笔地画，要找好一个起笔的突破口。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学的基础在教育。中华民族要振兴，首先要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那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不断实践和总结，这样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才会越来越深刻，知识才会越来越广，智慧才会越来越高，才能不断发展前进。”

　　非常赞同的看法，说道：“小平同志你说得好，精辟。不过，有一条，军队你还是要管，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徐帅、聂帅都再三提出过的。”

　　在这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议，要为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14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决定，让出来工作，还特别提出，复出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10日，致信中央，再次表明了自己重新出来工作的态度。表示，如果中央认为有任何不妥，都可以把他的这封信和去年的信向全党转发。5月3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党转发了的两封信。

　　在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中，17日的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并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喜爱足球，而他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就是在观看足球赛的现场。之所以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亮相，与的酷爱足球的情怀是分不开的。

　　而他复出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所引起的热烈反响，是他本人没有想到的。

　　1977年7月30日的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这是我国政治与经济形势改变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和等同志出席闭幕式并观看比赛。

　　距开赛还有几分钟的时候，走上主席台，北京工人体育馆就像沸腾了一样。台上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台下观众也纷纷起身，跟着响起一片了热烈的鼓掌声，有的人甚至把帽子高高地抛到空中，还有一些女同志激动地泪流满面，每个人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着对同志的欢迎。

　　没有想到自己的出现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声浪，他一边鼓着掌，一边缓缓走上主席台，坐下以后又站了起来，微笑着向四面八方不停地挥手致意。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对陪同的国家体委官员说：你们可以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要培养国际裁判，提高裁判水平。

　　赛后，在接见运动员的时候，深情地说：今后要走出国门，通过打比赛，积累经验，尽快把我们国家的足球水平提上去。

　　而新华社在当天发布的消息中这样写道：当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一直到闭幕式散场，为了能一睹的风采，同时表达对他的敬意，群众们把里里外外围了个严严实实。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了，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

　　人们期待的复出能够给国家带来新的变化，而这件事情也能够看出，爱足球，也明白足球对中国老百姓的意义。

　　这次复出的选择了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的现场作为自己首次的公开亮相。在中场休息时，在休息室接见了决赛的两支球队，并说出以下的话：

　　“足球裁判的黑哨要不得！”“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中国要派裁判出国学习，培养自己的国际级足球裁判。”“中国足球要多与国外学习交流，这么大一个国家，足球要搞得起来才要得！”“那个足球上不去，老百姓要骂娘。”

　　的女儿曾说：我的父亲生平有三大爱好，一个是足球，一个是言派的京剧，一个是桥牌。其中，最为久远的爱好就是足球，他从少年时期就喜欢上了足球。

　　1924年，正在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巴黎举行了第八届奥运会，为了能去观看足球比赛，情愿受饿也要省下钱去，甚至不惜拿出生活费购买球票，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当铺当掉了。

　　曾说，当时5个法郎就是他一天的饭钱，而他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是最高的，也看不清楚球。可是，对那次球赛的场景始终印象深刻，一直到晚年还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关心我国足球的发展，早在1952年的时候，就表示：希望国家足球队严格训练，打好基础，尽快培养一批优秀的教练和球员。

　　1974年，第二次复出后不久，他观看了《世界在你脚下》。这是一部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陈家亮当时也在现场，他回忆说：

　　“在放片的三个多小时中，他一直没有休息，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看到尽兴之处会来个简短的评论。”

　　七八十分钟后，《世界在你脚下》放完了，可却是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问身边的人：“还有什么？再放！再放！”后来，大家就又把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

　　晚年时的退休在家，在闲暇时也经常看足球转播，有时还会发表一些评论。

　　“他（）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不仅是足球，他还喜欢其他体育项目。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一场没落地全都看完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他就叫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

　　每次观看足球比赛，不管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始终都能保持冷静、淡然的态度。

　　“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的队员都努力了，都踢得不错，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阶梯上，但踢得还是不错嘛！”

　　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每个队无论在技术还是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踢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的希望。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的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开始全面走向世界，同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可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迟迟走不出去，寻得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

　　面对这种情况，曾指示主管体育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创办足球特区。随后，我们的第一个足球特区在大连挂牌。在同志的推动下，中国足协派出我们自己的队员到世界足球强国巴西以及德国学习先进的足球意识和技术，这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

　　1977年8月7日，会见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会见外宾。在和客人谈到这次复出时说：我是“三起三落”，现在根据中央的决定出来工作。自然规律不饶人，但是心情舒畅，想快点工作。

　　“只要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当时的世界正在孕育着新的变化，美国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亚洲日本扶摇直上，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而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还有两亿多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此时的中国好似一条沉睡了很久的东方巨龙，正期待着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新出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恢复高考作为开端，整个国家的前途在一夜之间瞬间被点亮。这一年，五百七十万青年走进考场，数学家陈景润成为全民皆知的人物，青年的希望之门被打开，知识的价值也重新得到重视。

　　1982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带着自己的目的访华。

　　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迫不得已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

　　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年全面展开。

　　很快，一个个围绕市场而生，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诞生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陆续开放。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民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1986年，对于王大珩、王大淦、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当即做出批示：此事宜速做决断，不可拖延。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决策，中国的高新技术研究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2年，的专列驶出北京，已经88岁高龄的又一次来到了中国的南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多次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不要搞争论。不争论的意义在于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以自己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将这个国家引入了历史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