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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野心勃勃的新玩家眼中，是自己从全球各个角落带来的真金白银拯救了陷入财政危机的欧洲足球，欧足联不过是搭便车者，甚至谋求私利的寻租者。一旦疫情造成的收入锐减开始对资本大鳄们的财报构成压力，他们的直接反应自然是群起从欧足联手中抢夺赛事经营权，谋求更有利于己的收入分配方案。“欧超联赛公司”便是这样出炉的。
当地时间4月17日，星期六。欧洲足球俱乐部协会（ECA）竞赛工作组在瑞士蒙特勒举行闭门会议，计划就即将公布的欧洲冠军联赛改制方案（从2024～2025赛季开始实行）达成一致。与会代表陆续到场后，现任ECA主席、意大利豪门尤文图斯俱乐部的执掌者安德雷亚·阿涅利（Andrea Agnelli）却突然消失无踪，音讯全无。人们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去寻找他——新方案的大部分细节已经在此前的视频会议中敲定，所欠的不过是走完程序。更何况，欧足联（UEFA）现任主席、斯洛文尼亚人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eferin）一向与阿涅利关系亲密：2018年11月，两人曾经在布鲁塞尔共同声明绝不允许出现独立于欧足联的“豪门超级联赛”。当切费林的小女儿出生时，阿涅利还主动提出要当孩子的教父。
然而这一回，“教父”却向曾经的盟友刺出了背后一剑。4月18日，在阿涅利神秘失踪24小时后，欧洲足坛12家顶级俱乐部突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将开启一项名为“欧洲超级联赛”（The Super League）的新赛事。这12家俱乐部涵盖了英格兰超级联赛“六巨头”曼联、利物浦、切尔西、阿森纳、曼城、托特纳姆热刺，西班牙甲级联赛豪门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以及尤文图斯、AC米兰、国际米兰3家意大利甲级联赛老牌劲旅。
声明表示，新赛事将在常规跨年赛季的每周中进行，不会干扰各国本身的顶级联赛日程。所有20家参赛俱乐部中，15家作为创始会员，包含目前已经签名的12家俱乐部以及另外3个候选席位。这15支球队不仅拥有赛事的永久参与权，还可以均分35亿美元的赛事启动资金，并从每年的赞助收入中获得固定的32.5%分成。另外5个名额将通过预选赛在非创始俱乐部中产生，入围者可以参与剩余赞助收入的分成以及排名奖发放。
尽管在创始声明中，欧超联赛的发起者并未将矛头直接指向欧足联，但无论是“不会干扰各国现有顶级联赛”的解释，还是周中作赛的设计，矛头都直接指向了欧洲冠军联赛这只“下金蛋的鹅”。4月19日，欧超联赛公司的第二份声明最终痛快地承认，本项赛事正是为“替代”现有的欧冠联赛而筹划，它将为参赛俱乐部提供更高的关注度以及更丰厚的商业回报。皇马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Florentino Pérez）将出任新联盟主席，曼联、阿森纳、尤文图斯三家俱乐部的代表担任副主席。12家已确认的创始俱乐部同时宣布退出ECA。
进入21世纪以来，欧冠联赛一直是欧足联手中商业价值最高、收入也最为可观的俱乐部赛事。“金鹅”改制前夜，豪门俱乐部却集体“兵变”，另起炉灶，当然会让已经续任到2023年的切费林震怒不已。4月19日，欧足联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宣称：所有参加欧超联赛的球员“将被禁止参加欧洲杯和世界杯，并不得代表所在国家队出战”。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三国足协也跟进行动，赞成将欧超球队及其队员排除出欧足联主办的各项赛事。国际足联（FIFA）则在稍晚时发布了一份相对克制的声明，不赞成举办“封闭的欧洲独立联赛”。
事态发展至此，影响已经大大“出圈”。“兵变”宣言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意大利前总理恩里克·莱塔等欧洲政治家先后发声，对新赛事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表示担忧。更加激烈的反对声音则来自球迷和足球业从业者——包括曼联名宿加里·内维尔、利物浦前队长卡拉格在内的一众知名退役球员纷纷表示，无法接受创始会员俱乐部无须经历升降级淘汰、却可坐享巨额分成的“世袭制”安排。曼联球迷协会更是公开声明，退出旧欧冠、参加新欧超“是对曼联所代表的一切的背叛”，球迷对此感到的完全是“侮辱性的伤害”。
问题在于，这场“欧冠”与“欧超”之争，真的可以视为单纯的资本与球迷之战，或者豪门对草根的欺凌吗？
4月18日“分家”声明发出当天，在米兰证交所上市的尤文图斯俱乐部的股价涨幅接近10%，创造了最近一年来的最佳单日业绩。而老欧冠联赛在英国境内的转播分发商英国电信集团（BT Group）的股价则在数小时内下跌了0.75%，折射出担忧的情绪。波动不定的股价明明白白地显示：这是一场关乎海量金钱利益的资本战争，俱乐部所有者、赞助商、转播商乃至赛事组织者无不牵扯其中。而点燃导火索的，则是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大流行”。
2013年9月，第四次出任皇马主席的佩雷斯宣布本俱乐部营收连续两个赛季突破5亿欧元大关，净利润单年增幅高达52.4%：欧洲足坛就此进入“5亿欧元豪门”时代。随后的6年成为一众俱乐部的“小阳春”：不单巴塞罗那、曼联、利物浦、切尔西等一线亿欧元营收门槛，连莱斯特城（英超）、佛罗伦萨（意甲）等二三线劲旅也实现了至少两个赛季净利润超过3000万欧元。2017～2018赛季营收突破9亿欧元的巴塞罗那甚至喊出了成为第一家“10亿豪门”的口号。
然而新冠“大流行”一起，形势立即发生逆转。尽管从2020年第二季度末开始，欧洲各国联赛相继以闭门作赛的方式恢复了运行，但各项进账已经大受影响。丰厚的比赛日收入首先直接归零：以曼联和巴塞罗那（巴萨）为例，2018～2019赛季其主场门票和比赛日商品销售的收益几乎占到总营收的20%，却在一夜间化为乌有。纪念品出售以及组织球迷参观主场、博物馆等活动的进账同样在“封城”“封国”中遭遇横逆。就连看似稳赚不赔的转播费用也出现了波动：由于赛季后半程的比赛或者延期进行、或者干脆取消，除去德甲以外的四大联赛运营者分别向其电视转播商退还了1亿到3亿欧元不等的预付费用，造成罕见的转播收入递减。偏偏各大俱乐部开出的薪资却是以“正常状况”作为尺度的——以曼城为例，其2018～2019赛季的球员薪资相当于全年收入的59%，皇马和曼联则是52%。即使主要俱乐部先后与球员、职员达成了短期降薪协议，依然难以抵消总收入的锐减。
从2020年深秋开始，各大俱乐部先后公布了其第一个“大流行”赛季的财报。长期以来全球商业价值从未跌破第二名的皇马的总营收下降了4200万欧元（其中还计入了2200万欧元的退税），巴萨和曼联的传统营收更是分别缩水了15%与18%。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在2021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整个欧洲联赛在疫情期间的经济损失超过52亿欧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超联赛”作为一线豪门对冲亏损、增加营收的“自救”方案应运而生。
作为欧洲足球名义上的最高管理机构，欧足联（UEFA）主导运营的3项最重要的俱乐部赛事分别是欧冠联赛、欧联杯（原联盟杯）以及欧洲超级杯。包含转播权收入、赞助商支付费用以及销售授权商品，欧足联每年从这三项赛事中获得的总收入约在32.5亿欧元左右（2019～2020赛季数据）。这部分收入扣除UEFA自身的运营成本（每年约3亿欧元，主要用于支付欧足联雇员的薪酬以及组织赛事），尚有近30亿欧元的盈余可供再分配。但在分账问题上，2016年上任的切费林遵循的是一种“劫富济贫”、偏向“草根”的策略——有大约2.75亿欧元的资金被支付给了各会员国的青训发展项目、在洲际赛事预选赛阶段就被淘汰的小国俱乐部以及一系列青训学院，2亿欧元作为欧洲足球发展基金，5亿欧元作为欧联杯奖金，而商业价值最大、营收最高的欧冠赛事被分配到的“奖金池”总额只有20亿欧元。一支顶级豪门从每年9月开始，披荆斩棘经历6场小组赛、三轮6场主客场淘汰赛杀入最终决赛，即使如愿夺冠，累积的奖金总额也不过是3000余万欧元。加上通过“奖金池”机制分配的参赛费和转播分成，夺冠球队单赛季从欧冠赛事获得的最高收入约在8250万欧元。
两相比照，五大联赛中商业价值最高的英超每年支付给最后一支升级成功的新军的转播权收益和参赛奖金就接近1亿欧元；即使这支球队仅在英超停留一年就惨遭降级，仍能继续收到为期两年、总额约8700万欧元的“降落伞基金”。换言之，欧冠冠军从赛事本身获得的金钱收益尚不及一支英超升班马，这当然会让豪门球队感到自己被“打劫”了。疫情造成的亏损压力，使得如坐针毡的顶级俱乐部运营者们再度把目光投向了洲际赛事收入的分配。偏偏欧足联正在起草的欧冠赛制改革方案将带来更长的赛程、更激烈的竞争以及更大幅度的“劫富济贫”。矛盾于是骤然公开化，另起炉灶的“欧超联赛”提议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
4月19日，在“欧超”宣言出台24小时后，欧足联顶住压力，依照原计划发布了从2024～2025赛季开始实施的欧冠改制方案。新欧冠正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目前的32支增加到了36支，每支球队按照一套复杂的规则进行5主5客的10场赛事，随后进入淘汰赛阶段。换言之，和旧赛制相比，每支欧冠参赛队在第一阶段要多踢4场比赛，无疑会增加球员的疲劳程度和伤病风险。而增加比赛场次带来的转播权费用上涨，最大受益者依旧不是豪门——4个新增的正赛名额将被分配给法甲第三名以及在资格赛或欧联杯中表现出色的小国俱乐部。更有甚者，欧足联还计划从下个赛季开始推出一项“低端”洲际赛事欧协杯（Europa Conference League），专门针对排名靠后的小国联赛劲旅。欧冠场次增加带来的转播收入上涨，将被花费在类似欧协杯这样的新项目上，而与豪门无缘。
对律师出身的切费林来说，欧冠改制是与他过去5年执掌欧足联的思路高度一致的，即缩小贫富差距、扶助基层青训和女足事业。在他上任前，欧洲各足球俱乐部的亏损总额一度累积到了17亿欧元（2011年），强弱分化极为严重，欧足联领导人普拉蒂尼则身陷一系列受贿和贪腐丑闻。而切费林通过强制实施财政公平法案（FFP）限制了参加洲际赛事的俱乐部的亏损规模，从而间接调节了豪门投资者每年可以向俱乐部直接注资的力度。在这项新政的干预下，2017年全欧俱乐部累计实现了6亿欧元的账面盈利。而UEFA新创办的国家队赛事欧国联（UEFA Nations League）以及欧冠扩军带来的收入增长，主要被用来补贴足球弱国的运动基建设施、强化青训以及发展女足运动。2018年10月，欧足联一次性将其用于女足发展的预算增加了50%；同年年底，UEFA又签署了第一项完全针对女足赛事的赞助协议。2019年在罗马大会上获得连任时，切费林再度重申了他对欧洲足球发展的期望——“谦恭有礼，正直体面，受人敬重”（respectful，respectable and respected）。
问题在于，2021年的欧洲足球早已不再是仅属于欧洲球迷和欧洲投资者的足球。以2003年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收购切尔西为起点，欧洲足球俱乐部、尤其是五大联赛球队开始成为全球资本眼中的优质投资对象。在欧超联赛的12家发起俱乐部中，有4家（曼联、阿森纳、利物浦、AC米兰）归属美国资本所有，3家属于俄罗斯、中国或中东资本（切尔西、国际米兰、曼城），其余5家尽管仍由欧洲“老钱”掌握控制权，但对收入下滑却极为敏感——刚刚建造完新球场的托特纳姆热刺的净负债达到了骇人的6.85亿欧元，尤文图斯为3.9亿欧元，马德里竞技则在2011年之后引入了中国和以色列投资方作为第二大股东。至于最引人注目的“西超”双雄巴萨和皇马，它们目前的净负债分别高达3.18亿欧元和1.7亿欧元，过去数年曾经多次被本身孱弱不堪的西班牙当地银行拒绝续给贷款。一个月前通过选举重返巴萨主席之位的拉波尔塔，由于银行代表中途退出，一度无法组建新的董事会。“老钱”与“新钱”的盟约，便在对收入的共同渴求上建立起来。
至于为欧超联赛公司提供启动资金的金主，不出所料正是全世界最善于自商业体育中获利的美国资本。据彭博社4月19日报道，纽约投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主动承诺以债券和股权承销的方式为欧超联赛提供35亿欧元的初始预算，为期23年、融资利率不高于3%，加上预付款和其他支出的总金额接近40亿欧元。此前摩根大通的身影已经浮现于罗马、佛罗伦萨等球队的收购案以及皇马翻新主场的融资中。而欧超联赛的初始赛制与球队构成，恰恰是对北美五大体育联盟模式的模仿——会员制、无降级、打包出售转播权。
假如把欧洲足球产业看作一个小国家，它的GDP规模和人均产出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标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的2018～2019赛季（按财年计算），整个欧洲足坛的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84亿欧元，其中五大联赛就占到150亿欧元。而以产生的GDP计算，它可以挤进全球前100位，超过半数左右的主权国家。类似曼城、巴黎这样的“土豪”俱乐部，在“黄金六年”期间支出的转会费额度甚至高于一些国家的国防预算，以至于出现了“曼城的后防线投资超过了波黑军费”之类的段子。
而这样一个“独立王国”，尽管内部充斥着贫富分化与一掷千金，毕竟是一个基础坚实的金字塔结构。当稀缺的天赋（顶级球员）作为一种资产在金字塔内流动时，它产生的收益增长可以惠及所有层级的主体：青训俱乐部收获为数较少但不可豁免的培养费用；中转俱乐部得到数额不等的转会费；顶级豪门在为球星支付完巨额转会费和高工资之后，又能从赞助收入和转播费用的增加以及球迷的消费中收回投资。在这当中，球迷的价值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为各大俱乐部创造两成进账的比赛日收入，大体由其本土球迷贡献；商业开发收入和转播权估值，则与海外球迷的支持力度以及购买力密切相关。
欧足联通过设立发展基金以及对洲际赛事收入的再分配，则进一步为基层俱乐部和青训学院的“造血”机制创造了便利，使金字塔的基础足够坚实。
但由逐利心理驱动的欧超联赛公司，完全无视了足球产业的底层基础以及本土球迷的情感，单单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赛事转播收入上。现阶段，欧足联对欧冠的电视转播权采取的是按国家分销、签署短合约的模式，在最终收入的分配上又做了二次调节，这使得整个赛事的年均转播收入被维持在大约26亿欧元的水平，仅为美式足球联盟（NFL）的大约1/4。而欧超联赛的逻辑是“强者通吃”——首先将20支顶级强队圈进一个半封闭联盟内，寻找独家转播商，签署一份长度在8到10年的天价合同，提前获得海量资金保障；接着对联盟以外的球队掀起金元攻势，将其队内最具竞技实力的球员网罗到帐下。赌注被下在了本土以外市场的继续扩张上——无论是转播权出售还是商业开发，针对的基本都是海外市场，而与每个星期光顾球场的本土球迷无关。
讽刺的是，这个以“最好的球队，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比赛”作为标榜的新联盟，恰恰不是以竞技成绩作为准入尺度的。假如欧超公司真的尊重竞技体育的胜负心和优胜劣汰原则，那么已经连续3个赛季无缘欧冠的阿森纳和新世纪之后从未赢得任何冠军的热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创始俱乐部。但它们却被授予了永久参赛权，只因其商业价值和海外影响力可观（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海外影响力和商业开发最成功的联赛，英超豪门在这次“兵变”中是最活跃的）。久而久之，各国联赛本身的竞争激烈度、市场价值乃至欧洲足球的金字塔体系将被彻底颠覆：当有15个俱乐部无论成绩如何皆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继而垄断最具天赋的球员时，其余球队将沦为供养这些“世袭”豪门的乳牛。类似“凯泽斯劳滕奇迹”“莱斯特城奇迹”这样振奋人心的将永远不会重现；而被欧超抽走了大部分顶级球员的欧冠、欧联赛事的商业价值将会暴跌，无力再贴补底层球队。
关键时刻，球迷团体、政府以及欧足联站到了一起，对欧超公司表现出了决不妥协的强硬立场。
4月20日，欧超12强的代表分别与所在国政府、联赛以及欧足联派出的代表举行闭门会议。英国政府率先表态称，半封闭的精英联赛是一种“卡特尔式组织”，涉嫌不正当竞争以及触犯反垄断法。英国议会正在考虑对发起欧超公司的英超六强俱乐部进行调查，并可能拒绝向其旗下的外籍球员发放劳工证。与此同时，曼联、利物浦、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球迷团体在其主场附近发起了示威游行，将矛头直接指向六强管理层。切费林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倘若欧超公司愿意取消“兵变”倡议，欧足联可以考虑将欧冠赛事的奖金池扩大到45亿欧元甚至更多。重重压力之下，4月20日晚间，英超六强先后宣布退出欧超公司、并向球迷道歉，主导“兵变”的曼联执行副主席埃德·伍德沃德同意在本赛季结束后离任。第二天上午，马德里竞技以及米兰双雄也宣布退出欧超公司，仅余皇马、巴萨和尤文仍在负隅抵抗。这场震动世界足坛的风波，只持续了不到72小时。
但故事还远没有走到终点。对“欧超”12强来说，从2019年夏天在视频会议中秘密提出倡议，到和摩根大通以及美国资本代表达成初步意向，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财务方案。倘若赛事最终无法进行，与之有关的法律诉讼将接踵而来，而几大上市俱乐部的股价在72小时风波中的震荡已经令“兵变”的发起方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另一方面，欧足联在赛事奖金方面的松口似乎恰好印证了豪门主席们的怒气——倘若一场有惊无险的叛乱就可以迫使切费林大幅提高欧冠赛事预算，那么长期以来欧足联打着“主办赛事”的旗号，究竟聚敛了多少尚未曝光的资金？如果说试图从运营足球俱乐部中获利的外国投资者是吸血鬼，通过巧立名目的新赛事持续消费顶级球星、从而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和声望的切费林们，又何尝不是寄生虫呢？
作为阿森纳的球迷，我总会回想起两年前在尼日利亚旅行时的一个瞬间。坐在离开拉各斯机场的出租车上，司机打开手机，收听着当地广播节目中对当周英超赛况的点评。当我问起他是哪支球队的球迷时，司机耸耸肩膀回答：“阿森纳。”一瞬间，我们几乎同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摇晃着彼此的胳膊，扯着嗓门喊道：“乌奈·埃梅里（阿森纳当时的主教练）下课！”我想，在那个时刻，把两个素不相识、国籍和肤色迥异的普通人联结起来的情感绝不是对斯坦·克伦克（阿森纳俱乐部的美籍老板）的颂扬。我们所爱的是阿尔塞纳·温格时代的美丽足球，是那支在每年春天跌跌撞撞冲击着洲际赛事资格的“枪手”，是亚当斯、博格坎普、亨利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杰出球员。我们并不爱克伦克以及他通过欧超公司画出的大饼，同样也永远不会爱上英足总或者欧足联。
阿森纳。”一瞬间，我们几乎同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摇晃着彼此的胳膊，扯着嗓门喊道：“乌奈·埃梅里（阿森纳当时的主教练）下课！”我想，在那个时刻，把两个素不相识、国籍和肤色迥异的普通人联结起来的情感绝不是对斯坦·克伦克（阿森纳俱乐部的美籍老板）的颂扬。我们所爱的是阿尔塞纳·温格时代的美丽足球，是那支在每年春天跌跌撞撞冲击着洲际赛事资格的“枪手”，是亚当斯、博格坎普、亨利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杰出球员。我们并不爱克伦克以及他通过欧超公司画出的大饼，同样也永远不会爱上英足总或者欧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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