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6日，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操场上举办了三场特殊的足球赛，参赛双方是日本的三支学生球队和德国战俘组成的临时队伍。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德国在1914年的青岛战役中向日军投降，4715名德军战俘被押往日本。为了向西方国家证明日本的现代性，日本人开展了一系列形象工程，包括组织战俘郊游，玩台球，踢足球也是一部分。

　　这批德国战俘虽然打仗水平一般，但足球技战术含金量极高，三场比赛灌了日本人0:5、0:8、0:6，广岛高师队长深受震撼，每个周日都带队前往战俘营学习德式足球，日德两国在足球上的不解之缘，就此埋下伏笔。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随着1964年奥运会花落日本，低下的足球水平又成了日本官员日思夜想的大事。为了能在本土奥运会上一展雄风，日本足协又一次想到了自己在二战的盟友。

　　“德国人虽然发际线后退得不少，但挺直的背脊和敏锐的眼神令人印象深刻[1]。”

　　作为二战士兵和足球运动员，克莱默的职业生涯都不太成功，因为膝伤早早退役后，克莱默跟随德国国家队主帅赫尔贝格走上教练生涯。在接到日本足协邀请后，赫尔贝格决定派爱徒出马，负责对日全部事宜。

　　克莱默首次来到日本时，日本足球处于严重断代期，众多国脚都在战争中殒命，国家队训练还在使用土场。更落后的是日本对于足球的认知，克莱默几乎是手把手指导日本国脚如何完成颠球、头球，凌空抽射等技术动作。

　　1964年10月，在驹泽竞技场的绵绵细雨中，日本队开始了自己的奥运征程。下半场面对阿根廷2:1领先的优势，日本队在第36分钟，由釜本左路传中，日后成为日本足协主席的川渊三郎门前鱼跃冲顶，将比分扳平。

　　1分钟之后，又是川渊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队友跟进推射得手。日本队以3:2战胜了南美头名的阿根廷，惊险闯入八强，完成了赛前的既定目标。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在与尼日利亚、巴西与西班牙的死亡之组中，日本一胜两平顺利出线决赛淘汰法国。虽然在半决赛里不敌举国体制的红色匈牙利，但日本在三、四名决赛中2:0力克东道主墨西哥，拿到了一枚具有历史意义的铜牌。

　　作为日本现代足球的启蒙者，克莱默深知这块铜牌背后有众多偶然因素，日本足球从青训梯队到职业联赛的体系建设还是一片空白。

　　在克莱默的推动下，日本足球联赛其实早在1965年正式成立，比德国甲级联赛只晚了两年，但日本的问题是只有联赛却没有职业化。当时的日本联赛，只是一个由大企业内部足球队组成的业余联赛，性质等同于东芝索尼NEC这些公司的团建+联谊组织，其竞争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这些已经进入日企年功序列的全职球员，主要目标是通过球赛全力配合企业形象宣传与建设，而无需对球迷和地方荣誉负责。指望这类球员能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显然痴人说梦。

　　现代足球之所以诞生在英国，核心在于足球的产业化，即把足球从一项运动变成一个产业。

　　1885年的英国，球员作为一个职业被法律所确认，球队成为商业机构。时至今日，比赛日收入（主要是球票）都是很多球队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球员工资和球队收入开始与比赛质量挂钩，英国联赛质量和技战术水平迅速提高。

　　后世足球后发国家的改制也证明：相比于旱涝保收的体制，职业化可以迅速调动起球员的积极性。1994年中国足球改制，第二年北京国安队就在对抗赛中把阿森纳和桑普多利亚斩于马下，在90分钟内逼平了上一年的欧冠冠军AC米兰，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感慨：

　　日本的职业化足球起步并不比中国早多少，1985年世界杯预选赛，“企业联赛”体制下组成的日本队在关键战输给老冤家韩国队，1987年又在家门口输给中国队无缘奥运会。危机倒逼改革，日本上下达成共识：想救日本足球，必须推进职业化。

　　对于企业足球而言，对足球古道热肠的领导，以及企业自身良好的经营背景，两者缺一不可，广州队老板对此想必深表认同。

　　作为企业足球体制的亲历者，川渊三郎曾在古河工业的足球队踢球，然而伴随着高层变动，以及古河盈利的下滑，古河足球部却在日后一度陷入到了全年被迫停赛的窘境。

　　1990年3月，在数十次会议之后，川渊三郎力排众议，公布了职业联赛加盟的“七大条件”。其中，球队“法人化”和“根据地”成为了关键词。“法人化”意味着球队必须独立于企业存在，而“根据地”则意图为新球队建构起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根植于所在地区的现代职业俱乐部。

　　但川渊三郎的“七大条件”门槛过高，在同年的会议上存在着不少反对的声音，川渊起身发表了一段即兴演讲：

　　“对于那些总是说时机没有成熟的人来说，即使过了100年，他们也还是会说时机没有成熟。对于那些说没有成功先例的人来说，即使过了200年，他们也还是会说没有成功的先例。”

　　1991年2月，“J联赛创始十队”诞生。1991年7月1日，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官方名称与标志正式公布，爱称则是“J联赛”。而在与德、英、意联赛规章全译对比之后，J联赛决定以德甲为范本制订联赛规章。德国再次成为了日本人的老师。

　　1993年5月15日，东京国立竞技场座无虚席，前一日的雨水洗刷让晴好的天空显得分外澄澈。J联赛的开幕式在当晚7时拉开帷幕。开幕节点卡在了泡沫经济的余韵，晚会的审美基调仍然昂扬向上，日本足球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济科、邓加、莱因克尔等巨星的加入，使得J联赛早期就在球迷群体中获得了极大成功，球队商业化进展顺利；巨星的言传身教，对于本土球员的技战术和职业素养，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些顶层设计的成效则是慢慢显露的：在J联赛开赛前，日本全国没有一所专门的足球体育场，J联赛开赛之后30年，日本已经建起来了二十多个能够容纳万人以上的专业足球体育场。

　　川渊三郎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强化了依托于J联赛俱乐部的青训体制。职业梯队与日本原有的校园足球体系构成的“双轨制”，进一步优化了球员的培养选拔体系与成长路径。

　　本届世界杯为日本队打入第二个进球的浅野拓磨，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一直是边读书边踢球，在高中足球锦标赛上出尽风头后被球探相中，加入职业俱乐部。

　　另一位“名古屋奇迹”相马勇纪，从小就在职业俱乐部训练，但18岁时郁郁不得志，就回去读书考大学了。没想到他是个大器晚成的选手，读到大四才展现出足球天赋，入选了日本国家队。

　　这套层层选拔的体系既为足球人才提供了职业化道路，又为那些踢不出来的球员提供了退路——可以回学校读书，再出去打工。

　　所谓职业化，本质上是通过商业化手段让足球俱乐部可以自我造血，让足球运动员可以通过踢球养活自己，这样才能做大球员基数，在高强度的竞争中筛选出最优秀的球员。

　　1993年世界杯预选赛，成长于改革年代的日本队面临第一次大考。结果在最后一轮2:1领先伊拉克的情况下，日本队仍然大举进攻，伊拉克通过快速反击打入扳平进球，在日本足球史上被称为“多哈悲剧”。

　　当时间来到1998年，法国在本土世界杯上大获成功，而日本队则没能实现初战世界杯“一胜、一负、一平”的目标，以三战皆墨结束了首次征程。当时还在J联赛执教的温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足球的水平绝对不低，但胜利才是最重要的[1]。”

　　作为4年之后韩日世界杯的东道主，日本顺势将新老师瞄准了法国，几乎全盘吸收了法国的青训系统。为了应战02年世界杯，日本人直接请来了一位法国教练，特鲁西埃。

　　这位法国人日后也曾在深圳队执教，独具个性的李毅大帝在此期间对其执教理念顶礼膜拜。

　　球员个性，是特鲁西埃在日本队强调的核心。在他看来，取胜正是源于60%的战术，30%的个性以及10%的运气，而日本队球员缺乏的恰恰是自我意识。在他麾下，球员不得使用敬语。

　　在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赛前，特鲁西埃还将所有日本对球员赶出了酒店，让他们感受阳光、海风、还有美丽的姑娘。

　　2002年6月世界杯小组赛上，特鲁西埃的日本队先是2:2逼平比利时，然后又以1:0和2:0干脆利落地击败了俄罗斯和突尼斯，顺利晋级。虽然在淘汰赛中不敌土耳其，但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日本队就此闯入16强。时至今日，日本队依旧徘徊16强的藩篱前。

　　为了寻求突破，日本队又前后接连在此后20年间尝试了5任外籍主帅。然而在此期间表现更为夺目的，却是本土主帅。

　　日后曾深耕杭州绿城的冈田武史在2010年世界杯中，通过强调毫无保留的跑动，带领日本队第二次闯入了16强，只不过在点球大战倒在了巴拉圭面前。而在2018年临危受命的西野朗，带着他的攻势足球再次率队闯入16强，如果不是最后比利时最后时刻的14秒绝杀，距离封神只差一步。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想在足球王国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可以借助他人的先进经验；但是想要更进一步，唯有找到并践行自己的路线年俄罗斯世界杯结束，日本足协将下一任主帅锁定在了森保一身上。这不仅是出于对这位在J联赛冠军教头的认可，也是足协对俄罗斯世界杯反思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日本队在比利时面前倒下正是因为防守出现了纰漏，而森保一则以善于防守著称。

　　日本足协慷慨给予了森保一4年的准备期，而且还把国奥队一并交到了森保一的手里。上任初期的森保一甚至将考察延伸到了大学生联赛，如今效力于英超布莱顿的三笘熏便由森保一在大学生联赛发掘。

　　而在战术上，森保一的执教风格是在稳健的防守中找出致命机会，并且努力让每个球员的特点最大化。比如堂安律擅长分球后向前跑位，森保一在世界杯上也利用了他的特点。世界杯上面对德国和西班牙的两场胜利，都是堂安律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在克莱默来日技术扶贫60年后，日本人在世界杯上以2:1战胜了昔日的老师。尽管还没有突破世界杯八强的天花板，但正如森保一在1/8决赛后的感慨：

　　足球人口一般指的是在本国足协登记在册的各级别足球运动员的数量，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数据往往有一些差异，日本的足球人口大概在30万-100万之间；韩国则在30-50万；软柿子泰国大约也有20万足球人口。

　　中国足协并没有公开注册球员统计这项数据，今年4月，国脚杨旭在一场直播里说：“中国足球注册球员只有8000人左右，日本有50万，越南都有5万，连冰岛总人口那么少的国家，注册球员也有2万。”

　　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环境下的残酷选拔，德法意这类足球大国，各级联赛一线队和梯队球员总和往往超过15000人，但真正为舆论所关注的，往往只有顶级联赛不过几十名一线队球员。

　　而对国家队来说，想要选出26个能打进世界杯的球员，需要的是1000多个球员组成的顶级联赛，10000多个球员组成的次级联赛，超过十万个球员组成的足球人口。需要做的不是提高塔尖的高度，而是做大金字塔最底层的厚度。

　　它的繁荣，依赖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的造血模式、一个足够庞大且成熟的消费群体以及参与者系统性的成长和退出机制。显然无论其中哪一个要素，中国足球都有着不小的距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启了足球职业化道路，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

　　1992年6月23日，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序幕。在这场近乎“休克疗法”的改革中，体工队培养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足球却没能建构起新的造血模式。

　　2002年，依靠着体工队模式余晖的中国队与日本队一同踏上了韩日世界杯的征程。同一届世界杯，这是日本队晋级世界杯16强的起点，却也是中国足球未曾再抵达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