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2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37年8月应召入伍，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的土地上。曾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回国后，出于对战争罪行的反省，他公开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日记，也就是《东史郎日记》，美国教育界普遍认可其日记的真实性，并把它编写进世界史的教材。

　　日本战败后，被俘的东史郎被遣送回国，他感受到了中国对待战俘的宽大政策，所以他在日记前言中写道：必须反省，切不可成忘恩负义的小人。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我不想把那一段肮脏的、丑陋的、野蛮的不幸的历史带进坟墓，于是公开自己的战地日记。

　　东史郎说他第一次到中国谢罪是在南京，站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看到那些雕像，感到他们要复仇，东史郎担心有人拿石头砸他。

　　“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拯救中国难民的爱心的日记，而我的日记却是制造难民的加害日记。我或许永远都会被中国人所憎恨的，但我要说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宁可让人恨我，我也要公开日记。”东史郎说道。

　　“我来到中国参加战争不是自愿的，是国家让我参加侵略战争的。我把战争经历记下来，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死了，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这些东西也没有了。为了不让战争重演，我公开了我的战地日记，之后我却被日本的伪善者告上了法庭。现在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在这种潮流中，对我的审判有特殊意义。我在人类良知面前，不会败诉。事实会胜利。可当我听了法庭的判决书，我明白了，这是不尊重历史的想象的判决。东京最高法庭，应该是最低法庭。日本当局企图通过我的败诉，否定侵略中国的事实。

　　在东史郎的眼里，战争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战争的真实情景，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和伤感。有了这刻骨铭心的反省，才有了真诚的忏悔。

　　在记录杀人的情景时，东史郎采用了白描的笔法。虽不是以自觉地反战和同情被害者的心态写就的，但日记作为日军参战者的记忆，却记录了一种真实的情景。透过冷酷的文字可以看到战争状态。翻阅《东史郎日记》，仿佛听见同胞的哭泣声。心里总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因为东史郎记录的是日军的兽行。东史郎日记，不是一般的日记， 而是杀人日记。如果不是为了解日军的罪状，我是不会把它摆在书架上的。

　　这里我关注的不是日记的本身，而是日记背后的事情。直接引起东史郎诉讼案的，是日记中的这段内容：

　　1937年12月21日。在南京中山路的最高法院门前，桥本和几个战友抓来一个中国人，把他装进麻袋里，然后把口子扎紧，随即放上汽油，点着火，袋子里的中国人痛苦的挣扎嚎叫，战友们开心的看着这残忍的一幕。随即，桥本又把袋子绑上两颗手榴弹，将袋子扔进池塘里，火熄灭了，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水珠窜了起来，然后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像这种事情，在南京几乎每天都发生很多次，战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没一会儿，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忘记，哼着小曲又走了。

　　桥本在战争期间犯罪、杀人，50多年后又反咬一口：说东史郎在日记中的记载是虚构的，自己是受害者，名誉受到了损害。桥本和他身后日军将校军团中的人，把东史郎告上了法庭。

　　1996年，日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在南京桥本火烧中国人的记载为虚构，判东史郎败诉，向桥本赔偿50万日元。

　　在日本参战的300万老兵，有多少像东史郎这样彻底承认战争罪责的人?桥本也为自己所犯罪行辩护，说战争就是杀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编造的。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日本思想史教授古中野修道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否认日本侵略历史，他们的逻辑是：在南京被非法杀害的牺牲者为零。在日本有的人为了证实日本民族历史的清白，而把中国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说成是伪造；将西方见证人提供的大量证言说成偏见；把战地记者的报道说成哗众取宠；把日本老兵忏悔，说成是自虐。

　　在日本篡改历史的人，要比说出历史真相的人更受尊重。有个日本人，将南京大屠杀罪魁松井石根的《日志》篡改了900多处得以发表，却没人起诉他，更无人审判他。反之，说出了历史真相的东史郎，却成了被告。

　　东史郎在他的一些同胞眼里， 是出卖民族的败类，他“亵渎英灵”，“损害了日本军的形象”。一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对他“家丑外扬”的做法不予理解。东史郎在日本经受了虚伪和谎言的围剿和追杀，从此他失去了宁静的生活。

　　在东史郎公开日记之后，他与妻子不得不搬到偏远的郊区生活，以躲避日本右翼势力的骚扰和报复。并且在家中准备了辣椒水、警棍等物品用来防身。

　　东史郎在日本国败诉了，于是他来到当年的受害国，谢罪并寻求中国人在道义上的支持。

　　专程来听东史郎谢罪的人中，有位与东史郎同龄的老将军，他叫蒋泽民。当年东史郎在大连港登陆时，蒋泽民老将军正在北满抗日，当东史郎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时，将军到前苏联学习坦克驾驶，是第一个驾驶坦克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人。他们是没有见面的敌手。蒋泽民像静默的石头，端坐在那里。东史郎的话音刚落，一直沉默不语的老将军，他睁开双眼，步履蹒跚地向东史郎走去。

　　两双手握在了一起：一双是宽宏大度的手，另一双是谢罪的手。我不会把东史郎看作英雄的。在我眼里，他仅仅是个谢罪的日本老兵。由于我当时刚刚从抗联老区访问回来，问东史郎先生知不知道杨靖宇，他说不知道。我说杨靖宇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就是被你们日军杀害的。他大概知道我作为一名中国军人提问此事的心理。从他的谢罪表情中，看得出他是位可以信赖的老人。据说，在日本像东史郎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多了。蒋泽民老将军说道。

　　战争的真实，在日本是要画问号的。战争的罪犯，在日本往往是被当作英雄供奉的。

　　东京靖国神社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2000多名日本战犯。经常有穿着黄军装的前日军官兵出现在那里。每年的8月，都有日本政府要员甚至首相去朝拜靖国神社；每年8月，日本都在广岛和长崎举行轰炸日纪念活动，向世界展示自己战争的伤疤。每年的8月15日，天皇和首相要出席“终战”纪念大会，悼念战争的阵亡者。

　　广岛无疑是人类惨烈的悲剧：把钢轨都拧成麻花了，它对生灵的毁灭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我是憎恨战争的。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想起了当年日本一位原子病医院院长对广岛和长崎的哭诉：爆炸当时，许多人都往练兵场跑，跑到那里就死了，所以练兵场上堆满了尸体。

　　我在想日本人哭诉给自己带来不幸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日本曾对中国的加害？是否想过被日军夺去的上千万个生命？对于日本人来说，自己是受害者，更是加害者。不能仅仅记住自己的伤痛，而忘了别人还在流血的伤口。

　　1998年，在美国举行的日本侵华罪行见证会上，东史郎说日本人对爆炸的祸害非常敏感，对侵华暴行却只字不提。日军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比爆炸不知大出多少倍。若只提爆炸之祸，不提爆炸之因，和平必将无望。

　　“我们没侵略呀！我们不是侵略，是帮着你们建立新国家，我们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杀人呢？”

　　有些日本政客、老兵和学者，不总是操着这样的口气说话吗？对自己的后代，有些老兵闭口不谈自己的过去，要谈也是信誓旦旦：我们没干过杀人、放火、奸淫的事。这些人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国际形象，便想要抹去自己的侵略历史，刷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一个曾对人类文明犯下罪孽的国家，不深刻地反省自己，而把黑暗、残暴、疯狂的历史，再说成樱花之美妙，武运之长久，用先进机器来蔑视受害者的感情，对自己罪过进行狡辩，这本身就是一种感情的侵略。已经把爆炸所带来的苦难记忆仪式化、节日化了的日本人,应该明确地告诉世人，我们为什么遭受。

　　中国中央电视台曾以《历史的记忆》为题，举办过一次节目， 节目的来宾就是东史郎。参加讨论的有战争的受害者，有历史学家，还有日本留学生。一个名叫水谷尚子女士的冷酷而傲慢的表情使我难忘。

　　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个年轻的“中日战争历史研究者”。她对东史郎记忆的否定，依据的是日本法庭的起诉书。如果水谷到中国南京看看那些被屠杀者的白骨，到东北各地看看当年的万人坑，或许就不会这样冷酷和偏执，或许不失女孩子天性般的同情心。据说水谷尚子不是右翼青年，也不属于逃避战争历史责任的“新人类”，她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并且这样自认为是在承担历史责任。但她的行为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行。

　　当被问道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对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规模怎么看的时候，水谷尚子却拒绝回答。她强调自己读了诉讼案判决书，并以此暗示自己对东史郎案有发言权。她拒绝战争亲历者的记忆，蔑视中国人感情记忆。她认为自己作为中日战争史“专家”，有资格把人们的感情记忆视为寻求历史真实的阻碍。水谷把日本教科书注解中的一个说法，也视为对南京大屠杀的正确记载。水谷的姿态，是她所受的历史教育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日战争史的“学者”，水谷大概注意到了1998年在美国举行的那次“日军侵略见证会”。在会上，条冢良雄曾谈到自己杀人的经历：我作为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队员，参加了细菌兵器的制造，杀害了许多中国人。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活活解剖中国男人的事情：

　　“这个男人是一个头脑清醒、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着那个人瞪着我，只好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这个男性，脸和身体完全变黑了。这个人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我按照命令把这个男人活活地解剖开，取出他的脏器。不到两个月期间，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在新宾县城北的山坡上，有一棵三米多粗的老榆树。据当地的老乡讲，这棵树曾是日军专门用来挂人头的，多时挂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据野雄治在中国战犯管理所交代：1936年，他们一次抓来50多名中国军民，绑在树上，让士兵练刺刀，然后把人头砍下来挂在树上。这棵老榆树被当地人叫做“杀人树”。当年用来挂人头的铁环和铁钉依然在树上。

　　有一位韩国学者曾到这里拍过照，他把“杀人树”的照片发表在本国的杂志上。水谷尚子如能有机会到这棵杀人树前站一站 ，或许不会那样无知和固执了，或许懂得怎样尊重中国人的感情了。

　　在日本东史郎并非是全面反省战争的第一人。 最早反省侵略战争的人，恰恰是那些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羁押改造的日本战犯。那些战犯在1957年以前就写出了参战手记。由前日本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联络会，在一部书的序言中写道：

　　“作为一名战犯，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人民的审判面前认罪，不掩饰地把我们的真实思想写出来，让世界人民得到一定的教益，为和平多多少少做一点贡献。那时根据我们的罪行，即使判成死刑，我们也可以瞑目了。

　　在战犯的名单中，有个叫土屋芳雄的名字。他在1956年写的《我们宪兵队干尽了坏事》的手记中说：当宪兵不满两个月，他就参加了新兵的‘勇敢测验’，当场就用刺刀杀了一位中国人。我从那天起就不是人了，为了战争勋章，而完全地变成了杀人的魔鬼。后来掌握生杀大权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中国人就像虫子。宪兵们都以‘杀百人’为奋斗目标。张永兴和张克兴兄弟等八名北满抗日的战士，就死于他的刀下，为此他受到了东条英机的奖赏。张氏兄弟的悲壮之死，像一颗子弹射入我的灵魂，使我不得安宁。我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的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资格再活下去！”

　　他还向张永兴烈士的女儿提出当面谢罪。烈士女儿因伤痛太深，本想拒绝与土屋芳雄见面，由于某种考虑，还是同意见面了。张永兴女儿用复杂的目光，看着下跪的土屋芳雄。

　　有一位叫新井利男的日本作家，自费来中国寻找日军侵华的证据。他到一烈士家采访时被拒绝，出现了很尴尬的场面。烈士后人说：“把人杀了，不是说声对不起就完事的，我们要永远记住！望着墙上的被害者的遗像，作家感到一种目光的逼视。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洁撰文说：“在日本，我总觉得即使是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中日之间讨论战争问题的时候，经常采取非历史和非政治的态度。对于日本的侵略，他们的判断往往是建立在日本侵略的不正当性、残酷性方面，建立在违反人性的犯罪、或者人道和道义上的犯罪这样的层面上。”

　　日本有良知的学者沟口雄三指出：“全世界明眼人都知道，日本的军队出兵到中国大陆，进行了侵略战争，但是对于这一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绝不是如此简单明确的。现在，战争的当事人年事已高，不了解战争的几代人占了人口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准确地在历史中写下日本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让它作为警戒后代的教训保留下去。”

　　日本为了否定侵略别国的历史，修正侵略战争的历史。日本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这一国家行为，激怒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是整个东南亚以及世界。韩国的一个社会团体在邮局，向日本天皇、首相、文部相和执政党总裁，邮寄了一份礼物：四把菜刀、四块豆饼、四包辣椒和20块搓澡巾。菜刀表示愤怒之情，要求日本快刀斩乱麻，纠正错误；豆饼表示韩国人一句俗语——你说豆饼是大豆做的，但没人相信；辣椒意味着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给东南亚的和平撒下了不和谐之音；搓澡巾表示日本要好好洗刷自己的罪行和污垢。

　　我们不是不允许加害者有自己的记忆，而是在意它的真实性，在意我们自己记忆的质量，在意民族的记忆是否已经变成了精神记忆。

　　东史郎为了把战争记忆告诉世人，使之成为人类的记忆，他没有低头。在给他道义上支持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检讨下自己，关于日军侵华的记忆，我们还记得多少，对于我们祖国的年轻一代，他们又对这长达15年的抗战历史了解多少呢。

　　记忆不是为了激起仇恨，而是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只有祖国强大才不会让这段屈辱的历史重演。祖国的强大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愿我们共同奋进，砥砺前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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