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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性名，利用好中性品牌需要时间，也需要用心经营。以此为基础建立足球文化和与球迷情感的纽带，要比金元时代的烧钱更为靠谱。
2012年，河南建业从中超降级，次年便重新杀回顶级联赛。河南人只用一年的卧薪尝胆，就向外界证明了民企搞好足球的执着和决心。可就在重返顶级联赛的第十年，他们却打起了退堂鼓，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伴随建业集团在资金链上的断裂，建立在多元股权足球之上的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就像是被抽掉了拱顶石的巨大建筑，瞬间坍塌。建业集团股份由占三成减到剩一成，俱乐部的名字恐怕又要发生改变。不叫河南嵩山龙门？是的，恐怕得要加入“中原”元素，传闻中原银行一跃将成为俱乐部的大股东。
这典型的案例正悄然发生在中超联赛。透过这件事，人们或许能逐渐明白中性冠名的意义。
中国职业联赛全面推进中性队名，起源于2021赛季。这不仅成为当年足协的硬性规定，而且是各俱乐部必须满足的条件。因此，除了当时的大连人队，其余中超、中甲球队都不得不急速改名，一时各种“XX城队”、“XX人队”涌现。
从职业足球发展来看，推行球队中性冠名是大势所趋。《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但是，围绕着中性队名各种利弊的议论不断。赞成者认为，这是追求百年老店的一条必经路；怀疑者则以伤害企业投资热情为依据，理由是俱乐部球队名称目前仍是最大的广告载体和最好的商业回报方式。
梦里依稀球迷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有人认为，经过多年熏陶，人们已经习惯了北京国安、广州恒大、河南建业这样的称谓。当一个符号消失时，难免会面对一片茫然和冷漠。
于是，在中性名称推广的初期，人们担心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地域足球文化可能逐渐消亡。国安、申花、泰山和亚泰等老牌球队都在寻求各种方式保留原有的名称，甚至不惜采取股权交接。毕竟，金字招牌的消失可能比缺乏赞助商、缺少观众更可怕，甚至可能导致足球品牌消失。
真正能留住队名的球队实在有限，相当一部分在近十年靠资本注入而兴起的俱乐部打起了退堂鼓。广州恒大改称广州队，江苏苏宁成了江苏队，河北华夏幸福成了河北队，散得散，苟得苟。现在看，中性冠名对这些民企球队的影响较大。
一家俱乐部的所有权可以经常变更，球队的理念和与本地球迷的情感纽带却不能时时割裂。中性名称效应产生两个阵营，国字背景或老牌球队老而弥坚，相反，民企球队所受到的冲击更大，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参与中国职业足球资本运作的私企老板大多都是“玩”足球的人，而不是爱足球的人。
所谓的“玩”，其实也是别有用心。比如通过“玩”足球，能够卖出更多白酒、香烟、房产，或是得到当地政府更优惠的政策，或是找到一条更便捷的个人晋升之路。但足球不是“玩”出来的，只有真正爱足球的人，甚至是从没打算从经营足球中赚钱的人，才能真正帮助职业足球取得成功。因为它不是功利之徒的门票，也不局限于商业或慈善事业。今天的足球已是一种融汇了万千球迷复杂情感，又含有巨大商业利益的公众事务。回首近30年的职业联赛史，真正的足球正是从国安、申花、泰山等老牌球队身上得到体现。
在逐步实现职业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过程中，最大的争议来源于“鼓励具备条件”这个定语。从字面意义来讲，似乎的确有章可循。因此，在2023赛季三级联赛准入政策研讨会上，相当一部分俱乐部提议，是否可以考虑恢复球队冠名？不过，以《足改方案》精神为依据，似乎不大可能。
不往回改，这是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根本。当初在提议全面推进中性队名时，关于“具备条件”的审核是各方热议的焦点。有俱乐部认为，在职业联赛身处资本化的时代下，如何确保商业化进程中足球传统不迷失，理应是最值得衡量的标准。比如国安和申花，这些名字已深入人心二三十载，自然有优势可言。在当初朱骏入主申花，中赫收购国安之际，中性名的推进就已经是自动形成。
可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小俱乐部来讲，中性名政策的出台犹如螳螂断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后，在提及“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原文如下：“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这些表述被归结到“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的总纲之中。
这就不由让人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是否以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为前提？河南嵩山龙门、浙江队和沧州雄狮，就是活生生的案例。当年的申花、国安改制后坚持中性队名，正是以多元投资为背景——2007年，申花完成增资扩股，上海联城出资2000万，占股28.5%，其他5家国企持股71.5%；2017年1月，中赫集团以64%的控股股份加入北京国安俱乐部，中信退居第二大股东，只保留36%的股份。
换句话说，中性名称的推进是否主要应用于混合所有制俱乐部？中国足协当年提及这一政策时，未有球队对此提出异议。但两年后再看，单一股权结构的民企俱乐部在改名后，受到的冲击明显更大，例如广州双雄、深圳队以及刚解散不久的武汉长江。足球圈内自然产生一种疑问：在股改和改名之间，是否存在先后顺序？事实上，回看《足改方案》的描述，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排在实行多元投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之后。当然，倘若从不同角度观察，理解上会产生差异。
在韩日联赛中，中性名的推进恰恰就与多元投资挂钩。比如在韩国K联赛，全北现代、水原三星等迄今仍保留浓重的企业化名称，但市民球队仁川联、江原FC则是典型的中性队名。与大企业球队不同，市民俱乐部的公司主要由当地市政府主导成立并运营，俱乐部的所有权亦归市政府。其中很多俱乐部通过销售公司股份，吸纳当地的球迷、小企业或社会团体成为股东，在韩国有社区俱乐部之称。
相比之下，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中性队名更是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规模远超中韩。最著名的便是东京FC，至2022年12月，这家俱乐部的股东数已达到360家，甚至包括当地保险事务所、牙科诊所等小企业。与之相比，财大气粗的浦和红钻最早是由埼玉县和埼玉市出资，但后期通过增资扩股后，股东已经发展到今天的45家。在川崎前锋，个人持股投资者也开始涌现。不可否认，当J联赛球队中性名称得到全面推广时，多元化投资早已奠定良好的基础。
河南嵩山龙门欲再改名，陷入困境而考虑搬回石家庄的沧州雄狮也有传闻或改回石家庄FC。从字面上来看，名称都是中性体现，但与《足改方案》中的推动实现俱乐部地域化显然存在明显背离。
目前，中国职业俱乐部的股改工程更依赖于地方政策。但令人嗟叹的是，导致沧州雄狮骤然处于危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当地的人事变数。在中国足球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甚至有点老掉牙。比如当年的四川足球，每当受到政策照顾，自然蓬荜生辉，甚至能营造金牌球市。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泡沫，一旦政策不予支持，就一地鸡毛。相似的故事在大连、上海、厦门都曾发生过。至于著名的“流浪队”北京人和，更是在异地转让和名称变换中混迹。对他们来讲，“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是空谈。
全面推进中性名后，这样的球队或是举步维艰，或是销声匿迹。其实，在推进职业足球的初期，政策足球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后来，政策足球越来越被异化。毫无疑问，推进中性名称是取代早期政策足球的一种方式，即所谓的回归民众，回归市场。可惜，推行球队中性名称的前两年，联赛处于赛会制模式，中性冠名起到的辐射作用未能充分展现。但不可否认，一旦国安、申花、泰山、海港利用好中性品牌，足球文化的兴起、情感纽带的建立，必然比金元时代的烧钱更为牢靠。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用心经营。以联赛为本，回归市场，回归民众才是正道。
今天，职业联赛全面推广球队中性名称，走老路已不太现实。一位足协人士直言：“只有抓住市场，才能最先上岸，这将是主客场全开放的制胜之道。”在中国足球的后金元时期，这样的竞争更加考验经营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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