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除了实用性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既具有反映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宗教或族群归属，包括他（及他们）的政治文化乃至道德取向的功能，也是社会发展变动，特别是社会等级或阶级变动的重要晴雨表。

　　自有服装以来，人们穿什么、怎么穿，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个人能决定的，除了受限于自然条件、工艺技术水平等物质因素外，更多地还取决于人们所在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社会阶层的变动，取决于新旧权力文化嬗变与更迭的影响程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全球渐入现代的发展轨道，以及新的阶层乃至新的阶级的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萌芽，许多民族和国家不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不少革命还曾直接引发人们着装模式的重大改变。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人着装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大革命一度造成法国人服饰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多，颇让人有一种应接不睱之感。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会严重冲击传统社会文化，导致人们改变着装模式。同样，不同性质的革命所造成的权力文化的改变，和对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着装模式变动的影响程度，也会有很大不同。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何在，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其对法国人着装模式的冲击只持续了几年时间。从探讨近代革命对文化影响的角度，只聚焦于法国大革命，明显是不够的。毕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曾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了国人着装选择的革命，还有许多。

　　其中值得重视的，就有同样极大冲击和影响了中国人着装模式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如果对两者的影响、作用及其原因加以比较研究，理当有助于我们发现它们的异同，并加深我们对这两场相隔了100多年的革命的历史关联性的了解。

　　这里所说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包含了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内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既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属于现代意义上以追求某种平等权利为诉求的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对平等的不同诉求，造成了国人在服装问题上或温和或激进的态度演变。

　　在近代国人着装变化问题上，中国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相当丰富，相对欠缺的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近代服装文化”变动的历史趋势，对整个20世纪革命造成的国人着装模式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其内在逻辑的研究论析。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研究服装史，“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结构，从它身处的历史之中去把握”。本文即尝试基于这一思路，对20世纪中国持续发生的革命运动，冲击影响国人着装全面“西化”的原因及其经过，做一概要的梳理和讨论。

　　我们首先要问：西服是怎么到中国来的？对此，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辛亥革命，想到“红帮裁缝”…… 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西服”一词严格说来并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现代“西装革履”，相信不少人马上会联想到曾经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

　　凡是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包括西部省份一些基层县市博物馆的人，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各色各样、大小不一、“胡服胡帽”、深目高鼻、胡须浓密的胡人彩俑。在海路交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代，这些以粟特人为主的中亚商人在古代欧亚丝绸贸易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将西方民族的服饰和纺织技术传到中国。 比如，唐朝阎立本的传世名作《步辇图》中，吐番丞相禄东赞那身华丽的锦袍，质地和色彩明显不同于图中唐太宗等人袍服的用料。

　　读一下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这一情况与丝绸之路将波斯的织锦技术引入中原有密切关系。 又比如，从考古研究和史书上也可以得知，北魏至唐，中原文化曾因丝绸之路而受到西域文化的广泛影响。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就用了两三节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唐朝服饰，特别是妇女的服饰、音乐、舞蹈和一些文化喜好受到西域民族文化影响的情况。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真正来自欧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欧”“西洋”“西方”服饰的影响情况，至今尚未发现。不仅如此，唐以后近千年间，我们也看不到有“西装革履”之类的西方服装像上述西域民族服装那样传入中国。

　　目前所见有记载的欧洲人最早的旅华资料，仍然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之子，1271年他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动身，历经4年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此后，他们在中原生活了20多年，直至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家乡。据说，当他们回到威尼斯时，他们的家人已完全认不得这3个人了。这不仅是因为20多年间他们的相貌大变，而且他们3人的着装完全是蒙古式的：身穿质地考究的绸面皮袍，内衬粗裘毛料，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皮袍下摆长仅及膝，脚上穿的是高至膝盖的皮靴。而这个时代威尼斯商人日常交际时的穿着，主要还是长及脚踝的花缎长袍或天鹅绒长袍。显然，他们的服装对元代中原文化没有吸引力，反倒是马可·波罗他们几个人在中原期间一直穿着蒙古服装。 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当一段时间流行的穿着就是威尼斯人穿的那种较宽松的长袍。这是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鄙视奢侈的文化导向决定的。

　　不过，即使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西欧几个主要殖民国家上层社会的流行服饰普遍转趋艳丽豪华之后，有机会经过海路大批进入到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曾对中国传统服装造成过挑战。相反，为了避免因自身长相及其宗教文化被当地社会排斥，传教士们开始时甚至有意不穿教廷规定的教士袍。他们最初选择穿中国和尚的袈裟，之后则穿上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常着装——长衫。等他们来到北京，进入皇宫，受到皇帝的册封后，还都穿上了显示着荣耀和等级的朝廷赏赐的长袍官服。结果显而易见，除了在当时实际上由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外，传教士的到来对明清之交中国人的着装，几乎不曾发生任何影响。

　　进入18世纪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乃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对欧洲奢华的上层服饰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开始流行于世的“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已崭露头角。但是，1793年底受命来华进行外交交涉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行，所着服饰却基本还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头戴金色假发，并冠以翎饰繁多、鲜艳夺目的帽子；上身着紫色绣花天鹅绒官服，斜挎一缀有钻石宝星之红丝带，官服外还披一件缀有骑士勋章和钻石徽带的爵士披风；下身着浅色紧身裤，脚蹬一双深色的半高腰皮鞋。 这样一身装扮，再加上他们昙花一现式的出现，自然也不会影响到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不仅如此，看到他们这身打扮的清廷官员，大都还会心生厌恶。

　　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之前，清廷负责接待的官员就对使团一行平时“缠裹”在身上的衣服，委婉地表示了排斥的态度。其中一位大臣低声却是严肃地告诉马戛尔尼说：“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服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中国之衣为善……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 很明显，虽然自西汉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交通，陆续有中亚、阿拉伯，甚至是欧洲人来到中原大陆，但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西域人或西方人与自己在着装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因为大家穿的多是袍服，只是衣料质地、颜色、式样或饰物有别。

　　直到18世纪末马戛尔尼一行来到北京，才让习惯了把身体藏在宽松肥大的衣服里的中原大陆的人们惊讶地发现，竟然还有此等用各式衣料把自己的躯干一层层缠裏起来的“异类”。 如此又过了三四十年时间，19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的男性时装才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英国资产阶级的绅士服，即西装革履三件套：上衣、马甲、长裤（外加皮鞋），全面引领了欧洲男性的着装模式。包括西欧各国军服，也都相应开始了改造的过程。

　　然而，身为清廷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还是一样看不惯。他在见识过英、葡军队官兵的演练后，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屈伸皆所不便”，“一跌不能复起”。他甚至就此得出结论称：夷人不足为惧，“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可诛此异类”。 有学者认为，晚清国人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误判，根本是自身的狭隘经验造成的。当时的国人只能从自己熟悉的中式服装出发，去想象“包裹紧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却不知“西夷”有一套“上下分片、封闭合身的服装形制与复杂的剪裁技术，包括多片剪裁与省道缝折等技艺”，可以使衣服看起来紧密贴身，却照样能运动自如。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它还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早在13世纪就有了立体剪裁技术，而直到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还会身着“别等级显贵贱”的中古式华丽服装来中国？

　　为什么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西装革履”式的近代服装模式才开始占据世界服装文化的舞台？ 显然，人类服装史的演化发展，不可能是某一项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所能决定的。西装革履的形成与流行，和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及其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大批充满进取精神并开始积聚了相当财富的工商人士，既崇尚传统贵族精神的高尚理想，又想坚持自身勤奋简朴的生活态度，因而塑造出了这种千人一面，注重得体、笔挺，讲究从领口到袖口到裤管粗细长度每一处搭配的分寸感的，实属资产阶级“制服”的西装革履。它其实是追求自由平等，又强调高雅的绅士风度的欧洲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换言之，西装革履之所以会在19世纪才逐渐形成于“西欧”“西洋”“西方”，根本是因为在那里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已取代旧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19世纪的大清国距离这一切还遥不可及，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了。

　　清王朝开始意识到不学西方不行，打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正是以英美为中心开始流行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的时候。因此，自1860年代清廷开始支持洋务运动，陆续开设语言学校、翻译馆、工艺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国人服装西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了。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留美幼童事件。所以称之为“事件”，是因为清政府完全没有想到，派若干幼童出国留学，也会发生“变乱祖法”之事。

　　1872年到1875年，出于“师夷长技”的考量，清政府曾分4批选派出约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官方为防止学童们数典忘祖，不仅预先统一为学童们购置了符合清朝《服色肩舆永例》关于常礼服规定的长袍马褂，而且还专门派思想保守的官员任驻美监督。但幼童们到美国后分别入住美国家庭生活，接受西式教育。他们很快就入乡随俗，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穿上了各式洋装，有些学童甚至还大胆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面对这种情况，借着美国国内出现明显歧视华人，可能通过排华法案的背景，清廷一纸令下，于1881年将所有能够召回的留学生统统召回国内。

　　不过，无论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着装西化的大势，满族贵胄再反感，已是莫可奈何。 因为军事现代化的要求，1888年清廷以1882年制定的《北洋水师号衣图说》为基础颁布施行《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海军“服制”。它参考了英国海军军服样式，将军服分为官弁、洋枪队及水手夫役等三大类。每类又分为春秋（冬季）、夏季两种，军官另有礼服。在款式上虽然仍旧坚持上衣用中式对襟，并在肩领、衣襟、袖口、下摆等处用了有中式特色的黑色带如意云头图案的绒布镶边设计，但与传统号衣的宽肥长大，且军官配有铠甲不同，新号衣特别强调上衣应收腰，袖口宽6寸（20.4厘米），钮扣统一采用西式的金属扣，还在军服的袖口加上西式军衔符号，用不同的符号区别岗位和军官的级别。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1894年，大清国被日本打败，要求学日本维新变法、断发易服的呼声开始甚嚣尘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虽然再度挫败了改革的诉求，然而，当1900年借助义和团排外的企图再遭惨败后，清廷不得不同意改行新政。 此次改行新政，不仅全面照抄西方的办法，大力编练新军，创设警察，而且不得不放弃了以八股科考来选拔官吏的制度，被迫广开学堂，并鼓励留学……如此一来，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了西式制服，陆军和海军军服、警服，以及学生服等基本西化。新政对众多留洋学生在海外穿着当地学校的制服或西装，也再无限制和约束。那些流亡国外的革命者，包括逃去日本的梁启超等，也大都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在中国各开放口岸的租界及租借地内，中国人着洋装，甚至穿西式婚纱举办婚礼的情况，也日渐流行起来。

　　进至1906年，国内报纸已可以公开讨论该不该“剪发易服”。撰文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欲行大同主义，中国之发不可独存；欲行军国主义，中国之服不可不易。”如“学生之体操，军人之练武，工商之勤勉，游人之旅行，皆非长服长发所宜，（因）不便于动作”。甚至接连有清廷内臣上奏折陈说剪辫易服之必要和理由，“诸大臣会议立宪事宜，亦拟奏请剪发辫换服制”。只是因为慈禧太后及醇亲王等满族权贵少数人依旧反对，这些呼吁仍被束之高阁。海外大批华侨基于自身的尴尬处境，吁请降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发长，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等，也未能得到清廷的回应。

　　我们很难说，20世纪初如果真的实行剪发易服，对巩固清廷的统治能起到什么作用。日本明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再三讲过一个观点：学西方文明，不见得都要穿西服、吃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只学外在的、有形的东西，包括不顾国情改兵制、买大炮、造巨舰、盖洋房，也包括急着变更政令法律、开国民会议等，未必真能解决自身落后的问题。在他看来，“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也就是说，他认为“变革人心”，即让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明白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是最难，也是最先需要下力气去做的事情。但也只有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

　　但是，当一个社会还不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纳税人群体，交通、通讯、印刷等技术还十分落后，大多数民众还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报纸书刊还无法引领社会思想舆论的时候，所谓变革人心，让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是不可能的。大清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还不具备如此条件。因此，两国走的都是与福泽谕吉上述主张相反的路子。

　　但是，日本不仅动了有形的物质，而且改了政制法律，权力基础极度虚弱的满族统治集团却惧于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始终坚持不走日本式的变革之路。 清廷早在1861年就决定要“师夷长技”，且很快发起了学西方的洋务运动；而明治天皇1867年才决定要“破除旧来陋习”，并“求知识于世界”。但他一开始就主张：非“广兴议会，万事决于公论”，否则不能成就有效之变革。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

　　在清廷还把蓄辫和服色、肩舆等级标识视为祖宗之法与权力之本的时候，明治天皇已公开认定，凡与西方现代服饰格格不入的日本传统发式、服装，乃至传统历法等，均属“旧来陋习”。在平定内乱并实行废藩置县后，也即在清廷正式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的同时，明治天皇又下诏改行公历，带头剃去长发，穿上西式服装，接着还按照西方的做法，实行24小时制计时法和星期日周休制，开始实施教育普及的改革，并且引入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改取平等方式来接待外国使节与来宾。当10年后清政府因不满幼童数典忘祖，下旨召回所有留美学生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起草宪法草案，成立政党，准备开议会了。

　　事实证明，就像福泽谕吉说过的，单纯着眼于物与制的变革，并不能把民族和国家真正引上文明之路。但明治天皇的这类变革，毕竟极大地便利了日本跻身国际社会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进。与此相反，清朝统治集团越是想靠照抄照搬西方的物质发展成就，来拒绝制度变革，就越是会加速国家的衰败，从而加速自己的垮台。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越来越多的汉人相信，中国的悲剧性命运，都是愚昧昏聩的满清统治者造成的。原本只具改良性质的“剪辫易服改元”的诉求，自然也就越来越和反满革命联系在一起了。

　　在“剪辫易服改元”这三大诉求中，改元相对最容易，通常政府一个通电即可办到。剪辫也不致十分困难，因为绝大多数汉人至少不会抗拒，且个人花费不大。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军政府发出的第一个重要号令大都是号召“剪去作为满朝陋习之辫发，以祝我汉国复兴”，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也一个通电就实行了公历。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府，更不用说南京临时政府，发出过要求全面易服的命令或倡议。

　　这个时候落实易服之难，主要并不在文化之差异。大量的史料和研究都表明，造成提倡者态度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绝大多数民众消费不起，一直高度关注中国商业状况的日本驻华各领事馆这时的报告都谈到这一点；二是西服面料用的是毛料，而中国当时尚无生产呢绒毛料的能力，推广西服必定会有利于洋货而不利于国货，因而国货界，特别是丝绸业、制衣业和典当业，对易服多半都表现出十分敏感且强烈的反对态度。

　　辛亥革命主要是军人和革命党人主导并进行的，军人的着装早已基本西化，年轻的革命党人这时更是普遍抛弃了满人的长袍马褂。从黄兴在武昌起义后赶到武汉，与起义军各级骨干合影的多张照片即可看出，武汉的起义人员，除了军人着军装外，曾经留学日本者多着日本立领呢制学生服，黄兴等人都是一身西装革履加礼帽。可以肯定，革命党人这时对易服的要求是比较急迫的。当然他们也赞同保护国货，但就像上沪军都督陈其美在致要求保护国货的上海丝绸界代表的一封公开信所言，新政府赞成“易服以保存国货为先”，但保存国货是一回事，易服以顺应国际大势是另一回事。他认为：“我国丝绸不合于制造西服”的问题，“若不从根本上设想”，“力谋改良”，“而徒求之不用外货，恐绸业前途终愈趋愈下”。

　　正是因为革命党人的这种态度，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纵使存在着不少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但国人着装西化的趋势仍明显在加速中。 虽然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初，由于多数省份或城市的夺取都有当地立宪派人物参加，并且一些人还被推举为当地军政府的领导人，因此，11月中旬首批前往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人们，不少穿的还是长袍马褂，脚上蹬的还是典型的中式圆口布鞋。但是，到12月29日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南京召开时，从代表合影的照片中已可以看到情况的改变。

　　当天参加合影的47人中，有4位是工作人员，其余是17省的正式代表43人。照片中可以辨别出身着中式服装者19人，着军装者1人应为工作人员，其余穿的是西式大衣或西装革履。可见，半数以上的代表都已换上了西装。同时，还应该提到的是，前排穿长袍马褂的14人中，至少一半以上者已换上皮鞋，不再穿传统布鞋。 这一天的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一致推举几天前刚刚从巴黎经香港赶到上海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面对当时百废待兴，而财政拮据，四处借钱却不得，战争还在继续的情况，孙中山并没有打算马上就易服问题做决定。就任之初，孙中山除了发布统一革命军军服的命令，和为因应沪军都督府商务部长所提意见，通令“凡官吏与外人有交涉者一律须衣西服”外，他没有立即着手实践革命党人坚持的易服主张。但他坚持用西装取代满服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的着装选择，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在上海登陆，所有人均着西装革履。由于12月30日才得到自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为了能够赶在元旦当天就职，孙中山在上海匆忙拍了正装照并专门订制了礼服和军服。在元旦傍晚，孙中山和胡汉民刻意穿着新订制的革命军军官服，赶到南京。在与迎接的人们抓紧时间吃了晚饭后，孙中山马上换上新制的西式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在没有大批来宾到场庆祝的情况下，借助灯光不足的两江总督衙门大堂，完成了本应隆重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 孙中山如此仓促地完成就职仪式，主要是要赶在公历元旦日开始中华民国的新纪年。因此，在就职完成的次日上午，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发布了“改历改元通电”。同时，临时政府也向报社提供了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着装模样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西装照。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孙中山频繁接见前来祝贺的各省代表、各界名宿，包括与这些人以及在宁驻军代表、职员、内阁成员等合影留念，他均身着笔挺的西装和铮亮的皮鞋，有时还特意戴上了西式圆顶硬壳礼帽。

　　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只穿过两种形式的正装：一是西装；一是军装。 孙中山穿军装，既是出于总统的军事统帅地位考虑，也是为了让军人们更容易接受自己。除了就职照外，当时孙中山至少有三四次穿着军装出席了较大型的集会活动：一次是率文武官员拜谒明孝陵；一次是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一次是追悼武汉死义诸烈士。此外，孙中山则坚持只穿西装。正是在孙中山的示范作用下，南京军政界的着装模式进一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从当时留下来的大量照片可以看到，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与孙中山合影的人中，总还有一些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布鞋的较传统的人士。但很快，这种情况就不大能看到了。

　　从1912年1月上旬末开始，有孙中山合影的照片中，无论是内阁成员，还是临时政府的职员，抑或是的普通工作人员，均是西装革履或军服。就连有前立宪派人员在内的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们，在1月底成立大会合影和3月底送别孙中山合影中，未再有穿长袍马褂者站在人群显眼处。其影响所及，就连袁世凯派来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北京一向身着长袍马褂，但这期间两度到南京来，也都主动换上了西装革履。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曾两度明确表示过坚持易服的态度。 首度是在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之前，各省代表会当时派代表专程去上海与孙通融，想留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拟推孙为大元帅。孙中山听到后当场表示反对，他的要求是：要选就选大总统，如果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他到时候可以将大总统之位让给袁。同时他声明，剪发易服改元，缺一不可。并称：“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 但这一坚决态度，在他出任临时大总统1个月后，开始有所变化。注意到各界在易服问题上有颇多顾虑，一些地方的军政府已发布暂不易服的通告，孙中山也于1912年2月4日通过《临时政府公报》发表了《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

　　在信中他依旧十分坚决地强调：“礼服在所必更”，但他同时也表示，能够理解国货维持会提出的民众没有能力统统废掉满服、改换西装的说法，同意“常服（可）听民自便”。至于是否推出与世界文明各国相同的西式礼服一事，他也委婉提出：西式礼服“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未便轻率规定，欢迎国货维持会及其相关业界，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标准下，提出“改良”的意见或设计。言外之意，民国服制不会草率推出。

　　孙中山自革命以来，主要着装都是较为简单的现代西式服装，正式场合多着西装革履，平时也会穿人称日本学生装的改良西服。其着装的主要特点，就是合身、简洁，但有仪式感。这次为适应武装革命的需要，他专门量身定制了一套新军的军装，但同样较低调地选择了军官的呢制军常服。他对着装不应过分彰显等级差别的态度，也可以从他上任后发布的关于军士服制的命令中看出来。在这一命令中，他特别强调“军衣军帽，不分阶级”，仅以肩章、领章和袖章以示区别。 由此或可想象，孙中山上述所称，西式礼服“尚有未尽合者”，应该是指这时西方国家上层社会中流行的，在他看来不很经济，且略显奢华的燕尾服、大礼帽等装束。

　　换言之，他主张的着装西化，包括西式礼服在内，只要卫生、干净、笔挺，看上去庄重，“壮于观瞻”即可。 孙中山这种力求着装西化、简洁庄重、形式平等的观念，多少与他长期在欧美生活并受到过现代教育熏陶，包括受到过资产阶级现代服饰观念影响有关。同样的情况，辛亥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有过海外生活、留学经历的革命党和留学生影响与左右的，因此革命最初推动的着装导向无疑也趋向此一方向。这种情况自然也对继任临时大总统的前清大员袁世凯，产生了相当的牵制作用。

　　袁世凯成长于等级制度之下，受传统礼教和皇权专制思想熏染，因此不可能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有完全一致的去等级的易服观。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制度性破坏难以接受，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伊始，马上就开始大力“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他从“服制”“礼制”“官制”等皇权时代的基本制度着手重建，发布勋位令，划官阶、定薪俸，明显是要重塑被革命打破的传统制度及其政治权力格局，全面规范社会的等级尊卑。

　　在辛亥革命声势的压力下，袁世凯也不能不在表面上做些修饰，以迎合已经变化的某些社会心理。比如定服制，他在公文里就有意不提“礼服”，而称“公便服”；他主张保留实为满服的长袍马褂来做礼服，却特别说明，也可规定一种西式的公便服，两相照顾。他甚至还表态称：无论各式公便服，“自大总统至平民其式样一律”。在其下的国务院最初推出的“服制草案”，对西服问题几乎没有太多涉及，却也注意到要重视社会上呼声较高的保护国货问题，因而明白主张，所有公便服都要使用国产绸缎。

　　出人意料的是，这时多数参议院议员比袁政府还更主张西化，并且很重视服制在规范国人身份、地位问题上的等级标识作用。“服制草案”经过他们三读并修正后，取消了“公服”“便服”的提法，明白强调服制主要规定的就是“礼服”，而且特别强调礼服要西化。 这时袁世凯政权在参议院中并没有自己的政党，袁只是把参议院当成一种工具。

　　因此，把“公服”升为“礼服”，一下子弄出三四套“长过胯”和“长与膝齐”的西式大氅和燕尾服来做礼服的主意，还真说不上是袁政府幕后操纵的结果。不仅如此，穿惯了西式军服，且频繁与洋人打交道的袁世凯似乎也并不反感这种西化。 10月初，袁世凯欣然批准并颁行《服制》规定。

　　该《服制》既是首个从制度上颠覆了中国历史上着装等级种种繁复且严格规定的现代法令，同时也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为激进的一个推行着装西化的易服令。它明文规定：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两大类，大礼服又分昼用和夜用二种：昼用大礼服为西式大氅，夜用大礼服为西式燕尾服；常礼服也分二种：甲种是西装革履，乙种是中式长袍马褂。女子礼服只一款：上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下用长裙，衫裙均加绣饰。 当然，受到“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商界团体的鼓动和影响，参议员们也做了一点表面文章，即在规定中写上了诸如各种礼服“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的字样。但问题是，西式大礼服非用精纺礼服呢不能保持滑爽柔软质感，而中国这时连生产粗毛呢制品的能力都没有。这也就难怪，正好赶上必须订制大礼服参加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典礼的罗文干，事后对此会大加批评。他明确认为：此一服制规定，一“不问吾国之丝绸，不审中国外国居处之不同，不知欧亚气候之各异，不察硬领高帽之苦痛，贸然以燕尾服高帽为大礼服”；二名义上要求使用国货，实际上做不到，结果势必“影响丝绸之工业小缝衣匠之营生”。

　　不少研究者强调1912年《服制》较历朝历代舆服制度“进步”性的一面，但多半忽视了它在实质上完全脱离了共和革命理当反映国民意识的一面。它规定的这几种既不经济又不实用，尤其是完全脱离社会大众的西式大礼服及常礼服的作法，清楚地反映出从袁世凯到多数议员丝毫没有考虑到国民大众的意志。所谓“自大总统至平民其式样一律”，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服制》规定严重脱离社会大众的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国务院下令各职事员当天均须身着大礼服参加庆祝活动，丝毫没有考虑过它可能对层级略低但又不得不出席活动的中下层公务人员，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 这个时候制作一套多少够得上档次的西服大氅或晚礼服，即燕尾服，连同衬衣、马甲、裤子、皮带、皮鞋等，最少也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而当时能够为了这一次庆典订购得起这样一套大礼服的职事员能有多少呢？ 查袁世凯政府行政官员及国会议员法定的收入情况大致如下： 总统月俸10000元；国务总理月俸1500元；各部总长月俸1000元； 简任官最高700元，一般600至400元不等； 荐任官最高500元，一般360至200元不等； 委任官最高200元，一般150至50元不等； 国会议员岁费5000元，月费大约400余元。 由上可知，为总统就职庆典买一套大礼服，对月俸数百、上千元不等的高官，包括总理、总长、简任、荐任和议员们，确实不算太昂贵。不过，对于委任官以下月俸不过百元，甚或仅五六十元，而且还经常拿不到全额薪俸的大批普通职事员，就是一笔很庞大的经济支出。

　　因此，许多不得不参加庆典的普通职事员，只能去典当铺租借旧礼服，可以少花一点钱，避免过于沉重的开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庆典活动，显然不包括大量收入在百元以下的绝大多数公教人员在内。至于那些月入不过几元、十几元钱的市井小民，就更无资格前往庆贺。固然，大量的人群由此避免了经济开销猛增的烦恼，但在一场推翻了帝制，名义上在实行共和民主的革命之后，仍会发生这种把普罗大众排斥在国家庆典之外的情况，也说明袁世凯政府的统治理念与传统皇权时代其实并无明显区别。

　　中国开始有真正意义的民众革命，显然是从1920年代国民革命开始的。因为这一革命的主张，就是要发动全体国民共同起来实现民族、民权和民生状况的大改变，因而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社会“西化”的进程。在着装西化的问题上，“中山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并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影响。

　　与当今许多人的想象和传说不同，“中山装”并不是孙中山本人刻意设计出来并推而广之的。最简单的一个证明就是，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去世后，就连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何为“中山装”，社会上的人更是弄不明白。 比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铁狮子胡同行辕灵堂、协和医院追思活动大厅，以及中央公园和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遗像，用的都是孙中山穿学生服的半身照。这时海外华侨选用做追悼用的遗像也多为孙中山穿学生服的照片。因此，较早介绍说明何为“中山装”的《良友》和《申报》等都明确认为：“中山装，即学生装。”《良友》还专门刊登一幅孙中山穿一身白色学生服的照片，并注明：“先生喜服学生服，今人咸称为中山装。”

　　但是，这时也有很多人相信：“中山装”指的是孙中山生命最后时光穿过的那身立翻领并有4个口袋（两个贴袋，两个风琴袋），背后有腰带、中缝，并下开叉的英国猎装式军便服。《中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使用的“孙总理遗像”，采用的就是孙中山着这身衣服的半身照。因此，也有人公开撰文解释说：“中山装之式样，可分为二，即上衣用横背带与不用横背带，骑马裤与普通西装裤二种。”

　　所谓上衣横背带、配骑马裤和不用横背带、配普通西装裤之分，指的就是孙中山所穿的猎装式军便服和后人所着一般军便服的区别。它们与立领的、左胸有笔架袋或完全没有口袋的日式学生服，明显不是同一种服装。 自孙中山去世后不久，迅速取得中央政权的人就已经在努力把孙中山偶像化，同时自然也就把孙中山穿过的衣服“中山装”化。每逢孙的诞辰、忌日或辛亥革命纪念日，乃至召开大小会议，都要室内或室外悬挂或在报刊上刊出“孙总理遗像”。

　　但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不同部门、团体、刊物，使用的孙中山生前照各不相同，照片中孙中山穿的衣服也各式各样。早期选用较多的还是穿学生服的孙中山像。包括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授权铸造的“民国十五年孙中山嘉禾壹圆银元”；北伐军进占北京后在城楼正中悬挂的孙中山画像，都是孙中山穿学生服的半身像。这时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公众场合，也频频穿学生服现身。比如，这段时间主要穿军装、打绑腿的军事领袖蒋介石北伐成功进到北京，他在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及开记者会答记者问时，都刻意换上一身学生服出现。

　　这种多少有点混乱的情况一直到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施行《服制条例》，才有了一个似乎是官方的比较确定的说法。说“似乎”，是因为这一年4月16日第22次国务会议专门就服制问题所做的决议中，明白提到“制服用中山装”。而其决议认可颁行的《服制条例》，无论图示还是文字，都指明：男公务员的“制服”，是指“齐领方角，对襟长过腹，左前襟缀暗袋二，右前襟下端缀暗袋一，袖长至手脉”的“学生服”。 但这却并不真的意味着中央已经一致认定了“中山装”就是学生服。因为，仅仅一个多月后，在高调举行的“总理奉安大典”上，同样是在党中央主持下，孙总理的遗像仍旧出现了孙中山着学生服和着军便服两种画像并用的情况。

　　为什么孙中山去世未久，人人都相信有一个“中山装”，却连人自己都讲不清楚“中山装”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对此，这里需要略做一点历史考察。 仔细观察有孙中山在内的各种历史照片可知，孙中山自剪发后，在欧美日本，包括1912—1913年归国期间，正式着装基本都是西装；非正式着装在20世纪初穿过日本的学生服。他开始正式把日本的学生服作为“制服”穿，应该是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当时合影的29人中，除3位日本人穿和服外，其他人穿的是西服。只不过，其中17人穿的是西装革履，而孙中山和另外8人穿的却是在日本江户时期曾被称为“诘襟”服的学生服。

　　所谓“诘襟”服，就是立领制服的意思，当时已经是日本都市圈不少学校的学生制服（日语为“学らん”）。“学らん”是江户时代的词汇，直译就是“学生洋服”。所以称“洋服”，是因为它是从明治十九式军服的样式稍加变化而来的，而明治时期的军服先是学美国，后又学普鲁士，原本就是“洋服”。因此，孙中山这时穿的虽然是日本当时流行的学生服，其实还是西服。

　　所以说孙中山只是把学生服当作制服穿，是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很正式且庄重的场合，孙中山都是穿西装。比如1915年10月25日与宋庆龄结婚，他就是一身笔挺的西装。1917年9月10日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1921年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及其随后的合影中，着装不是大元帅服，就是大礼服、大礼帽或西装革履。 这就不难了解，孙中山虽然多年穿着学生服，但他未必认为这种学生服就是他所寻找的可以充作新中国大礼服的“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从1914年夏天开始就较多穿着这种“学生洋服”，甚至到1924年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检阅新建学生军，包括出席苏联军事顾问的葬礼等重要活动都穿着学生服，但在1924年秋天以后他却再也没有穿过它。

　　1912年以后孙中山为什么平时开始以穿学生服为主，且会坚持达10年之久呢？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注意辛亥革命后国货运动的兴起和对他思想的冲击。 如前所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坚持“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他当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要“剪发易服改元”。但是，就在他回到上海近2周前，即1911年12月12日，上海及苏、杭、宁三地4个同业公所，包括丝绸、制衣、典当三业合共150余人，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公开呼吁并四出鼓动“剪发不易服”。

　　其理由很简单：“中国人民共有四百兆，男子居其半，如改装，每人十元即需二千兆元。中国何能有此财力？”何况改装后势必用呢，而当时中国并无制呢工业，则人人需要购买外国毛料，流到外国去的钱至少要40亿元。如此必定“会使中国穷困，衣着业歇业”。他们要求先学日本，因为“日本改装已久，除外交军警界外，其常服至今未改”。他们主张各会员至少“抱定不改常服宗旨”，鼓动人们进禀新政府，要求“早定礼服之式，纯用国货，其常服不令骤改，听民自便”。

　　对此，沪军都督府商务总长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两天已发布通告，认同“剪发不易服”。通告称：“发辫固宜割截，礼服尚等磋商。”因改服西装，可能导致“国货销场日滞，银钱输入外洋”，必须注意防范。在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汉口军政府内务部更向各地革命政府发布告示，称：“国民服制，除满清官服应行禁止穿戴外，一切便服悉暂照旧，以节经费而便商民。” 可以肯定，这一系列新情势的出现，迫使孙中山公开发表了对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表示了同情国货的态度，承认过急易服，“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具流弊”。因此他建议：“博采西制，以加以改良”，争取“能得一适当之服式”。

　　所谓“博采西制，以加以改良”一语，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依旧相信出路在西服，不在中服。而当时条件下，孙中山或许认为学生服是可以采择的一种选择。因此，1914年出席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时，孙中山特地穿上了一身新制作的笔挺的呢料学生服。但一年多回国后，继续穿着用外国高质量呢料制成的学生服，显然不合保护国货的政治诉求。因此，除一些正式场合外，孙中山也制作并穿上了布料，包括用棉麻材料制成的学生服。而1918—1923年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权与列强各国政府围绕着海关关余和海关主权问题持续发生的冲突，更强化了孙中山必须保护国货的意识。

　　由此，1924年后，孙中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在无法通过关税来保护国货的情况下，再不大力提倡国货，势必是“土货没有人买，洋货总是畅销”，最终使“土货消灭于无形”。 但是，既要保护国货，又要“壮于观瞻”，棉麻布料的学生服显然不是理想的选择。况且长期以来对中国服装业最具支柱地位的国货，也不是棉麻，而是丝绸。

　　因此，在1924年元旦，孙中山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的着装改变。他特意穿着一套崭新的用绸缎制成的黑褂蓝袍作为礼服，参加广州各界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七周年的纪念活动。紧接着，他又穿着这身衣服，郑重出席了2月24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的中国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之后，因春夏天气较热，孙中山仍旧主要穿学生服。但是在渐入冬季后，也就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在北上前和渡海经日本神户转到天津张园时，穿着的是长袍马褂。

　　很明显，曾经长期视满服为“虏俗”，必欲“学习西洋”“易西服”的孙中山，面对保护国货的困境，也注意到国内乃至党内，人们在舍弃长袍马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有心做出妥协。 孙中山穿学生服的时间长达20余年，1918年前后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穿大褂（长衫），以长袍马褂作常礼服来用，应该是在1923年以后。而他穿的时间最短，后来却影响最大的一种服装，是如今被国人视为“中山装”的有4个口袋的英式猎装。 需要解释的是，这件立翻领、两个贴袋、两个风琴袋的服装，原型是英国1902式陆军军官服。它与孙中山1912年穿的新军军官服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原型是日本改四五式将校服，领子是立领，4个口袋多为明盖暗袋。

　　孙中山1924年秋开始穿的，实际上是经过英国陆军元帅弗伦奇伯爵在英军1902式军服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种猎装。只是之后该猎装又被指定为英国殖民地驻军的军官服，因此非军人当猎装来穿，也等于是在穿军便服。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身边的人曾回忆称，孙中山会穿这身衣服，其实是觉得阅兵场合各式服装都不甚适合，一日从行箧中找出“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而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 从目前可以查到的孙中山生前照片可知，他开始频繁穿着这套衣服出现于公众场合，确与军事活动有关。1924年秋，黄埔军校建军初建成效，广东的军事力量开始具备北伐的实力。9月上中旬，中央通过决议并发布北伐宣言。随即，大本营正式移驻韶关，孙中山于9月20日、21日接连两天在韶关主持北伐誓师大会、阅兵，并举行欢迎广州农工团军的典礼。他选择这个时候穿上这身衣服，自然是显示他决心要与官兵们一同北伐的决心。 一个月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事变，孙中山决定应冯玉祥之邀北上，推动国民会议召开。但这之后，他还是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穿着这身衣服参加相关活动。如11月7日出席苏俄革命七周年纪念典礼，11月13日由虎门乘船北上，以及到上海后参加欢迎会及招待记者。直到和平方针最后确定，11月21日乘船离开上海转经日本神户去京津时，孙中山才改穿更容易为当时国内各方所接受，并可以作常礼服的长袍马褂。这也反映出，孙中山确实是出于军事目的才一时选择穿这身军便服。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孙中山生命最后阶段穿了两三个月的军便服，和后来人认定的立翻领、4个口袋（两个贴袋、两个风琴袋）、正面5个钮扣、袖口下方有3个装饰钮扣的“中山装”，相差甚远。孙中山这时穿的这套猎装式军便服，不仅正面4个口袋都是明涧袋，而且钮扣有7个，后背还有装饰性中缝、固定腰带，下摆是开叉的，只是正面4个口袋有明盖及立翻领，与后来的“中山装”是相似的。 比较而言，反而是1924年春季定型的黄埔军校军服更像后来的“中山装”。两者的差异，只是黄埔军服用的是4个风琴袋，后来的“中山装”胸前两个口袋改成了贴袋，左右襟下面的口袋仍保留风琴袋。另外，黄埔军服没有袖扣，后来的“中山装”各有3个袖扣。

　　据曾经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王柏龄1939年发表的回忆文章，这套“选世界上最时新的式子”来设计的黄埔军服，孙中山从未参与，从头到尾主要都是王柏龄主持设计的。此一回忆公开在军方主办的《黄埔季刊》上连载，这时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何应钦等几乎期期都在该刊发表文章，均未对王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说明王的叙述大体可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来人们认为的“中山装”，恐怕并不是孙中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可以取代传统服制规定的“适当之服式”。至少，无论在孙中山去世前还是去世后，他和人都没有就何谓“中山装”问题统一过看法。所谓“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之类后人的政治附会，和孙中山本人并无关系。

　　尽管后来的“中山装”与孙中山本人的意志可能扯不上多少关系，但是，1927—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摧枯拉朽式的胜利，人在全国上下推动的“中山装”热，一度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国人的着装选择。以至于这波易服浪潮兴起之际，如同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易服热一样，江南丝织绸缎业主普遍因倍感危机而怨声载道，生怕“中山装”把中国丝绸的销路彻底堵死。

　　1928年春，中华国货维持会及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赴宁请愿，要求维持1912年《服制》所定乙种常礼服，即男用袍褂、女用裙衫，并应定为国服，以确保丝绸业能维持基本生计。原本忧心忡忡的代表们到南京后，却意外地受到了从到中央党部、内政部、工商部、法制局等各部门的热情接待，甚至还在成立不久的工商部楼内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国货陈列室”，看到了室内悬挂着的诸如“爱用国货是救国”等各种宣传招贴与标语样式。这种情况让各代表深感释然，最后竟“满意而归”。

　　实际上，孙中山在生命最后阶段以身作则，特别是在1924年几度公开呼吁“保护本国货物”，对人影响颇深。国民政府各部门定都南京伊始，多注意到社会上许多人仍旧视“中山装”为西服，也只能去西服店订制的情况。而想要保持制作品质的西服店的裁缝们，也每每会告诉客户：“质料非用外国货不可，国货绸缎是不能用的”，“布虽可用，但穿起布的中山装，未免一副穷相，倒还不如不穿为妙”。有鉴于此，内政部长薛笃弼走马上任，刚拜见过蒋介石等党政军首脑，转头就对记者宣布说：今后本部职员将“一律着用毛蓝色棉布中山装，矫挽近奢华之积习”。工商部设立伊始，也马上专门就呢绒国货生产情形做了市场调查，然后去函各地政府，要求纠正人们对国产呢绒织品的认识偏差。函称：“查近来社会采用中山装、学生装及西装者日见增多，惟所用质料大半系舶来品，金钱外溢，属殊堪虑。”工商部随函附上该部“国货哔叽呢绒织品最近调查表”，要求各地政府“通令所属人民，一体购用”“苏沪广州等地各棉毛织品工厂所仿制之外国呢绒哔叽暨其他替代品类”，“以挽权利而维国产”。

　　问题是，孙中山去世前就反复提醒过国人，穿西服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中国有没有呢绒织品，而在于其品质和价格有没有竞争力。不要说尚在起步中的国产呢绒，就是国产棉纱棉布亚麻制品，一直以来也都存在着质次价高的问题。他明白地告诫说：“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是行不通。”这显然也是他身体力行地通过降低着装品质以迁就国货，最终不得不退回到长袍马褂，并在重大礼仪场合仍不得不身着西式大礼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在孙中山去世几年后，情形也还是如此。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与1912年《服制》一样，明文规定男女礼服及制服均应采用“丝麻棉毛织品”，且“限用国货”。大员及各地当局随后也曾三令五申要求部属“穿国货中山装”。然而，除了男女礼服因为明定为满服之袍衫，能基本保证使用国产绸缎外，多数大中城市党政官员的制服着装，两三年后便多半由国产棉麻织品，改换成进口毛料。而作为中国时尚之都的上海最甚，1931年市政府人员就已经普遍改穿西装，“少见［着］中山装者”。而更新一波的男性时尚，干脆“以穿皮靴马裤为最时髦”。 但国人着装全面西化，也并不简单地反映在许多人趋向穿西装这一服式选择上。

　　实际上，1927—1928年中山装在全国范围的流行，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服饰美的传统观念，因而也极大地改造了传统的制衣业和裁缝行。 这是因为，中式剪裁是平面的，只管大小长短，不考虑人体曲线，一块布料中间剪个洞作头部，剪两个口作袖口，折起来就是衣服的前片和后片。安上领子、袖子，两侧缝合并按对襟或偏襟的需要裁好缝好前片，然后镶边、滚边、钉扣或再加上些刺绣，就大功告成了。结果就是，无论袍褂还是裙衫，从腰身到袖管、裤管，都是大直筒甚至是宽摆式的。这也是18—19世纪，无论满族汉族，服装大都以肥大宽松为美、为舒适、为正常，反而无法理解把衣服做得合身的西人如何能走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不论哪种“中山装”，都是基于西人对服饰美的观念，并用西式剪裁技术制作出来的，用中式剪裁技术是无法制作“中山装”的。 西式剪裁与中式剪裁本质的不同，在于它运用了“省道”和“分割线”的技术，根据人体转折面，自然分片切割，或捏合布料形成缝合线迹，最终把平面布料转化为适合单个个体身体曲线特征的立体服装。而经过20世纪初的留学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后，中国城市知识青年渐渐有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和观念，衣着上凸显身材乃至性别特征已渐成风尚。孙中山穿过的学生服、猎装式军便服所以能够风靡全国，除了政权转换的冲击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合体与美观，激发了众多青年追求身体解放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当男人们还在争论穿中山装到底该用国产布料还是用挺括洋呢的时候，从上海开始，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早已风行“充分的呈露出女性的曲线美”的新式旗袍。特别是1927—1928年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发明，如旗袍马甲，修小腰身与下摆，将腰身以下一段剪作弧形，将袍身改短、袖子缩小，将袍身下摆开叉，包括在衣料、色泽及镶边上的种种替换，自然而然地引领出“一桩匪夷所思的衣服革命”。

　　新式旗袍能够迅速风行，与中山装能够迅速普及全国，除人们的思想明显在解放外，显然离不开越来越多能够做出符合人体曲线式样服装的中国裁缝的出现。据王伯龄回忆，1924年春黄埔军服设计出来后，曾经找过广州的中国裁缝，想要先做几套样服，结果没有哪个能接这单生意，因而不得不去沙面租界找那里的日本洋服店才做了出来。以后大批量的这种西式军服，还是陈果夫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去找了那里的中国西服店才做出来。在北伐战争前后国内西服需求量最大的上海，被人称为“红帮裁缝”开的中国西服店，1910年只有6家，1920年前后也只增加到29家，到1930年前后增加到68家，进入1940年代则一跃而达到340家之多。同样，1924年广州几乎还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有规模的洋服店，但随着黄埔军校及其国民革命军军服生意的需求渐旺，到1926年黄埔军校就已经可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登广告，并且可以用招投标的方法就地征召中国裁缝来成批制作军服了。 理论上，全国各大中城市这方面的情况应该基本类似。

　　但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尚在北上之际，敢卖中山服和做中山服的中国裁缝已经遍地皆是。有人在1928年秋冬去山东泰安时，惊讶地发现，总共只有两条热闹大街的泰安，“只是定做‘国民军装’和‘中山党服’的，就有七八家”。而城里城外两条主要街道上，“只是穿‘国民军装’和‘中山党服’的，就来来往往的使你数也数不过来”。 不用说，在泰安这样的小城市里，人们所穿的“中山装”或国民革命军军便服，基本是用国产棉麻织品做衣料，其剪裁、制作、品相和质量应该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可能还似像非像。但这种情况至少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下，中国大中小城市中的主流人群，已经普遍开始接受用现代的服饰观念和西式剪裁技术制作的新式服装。虽然更时髦的西装或长靴马裤流行于上海，但质地粗糙的棉麻布料中山装、学生装，在生活环境及经济条件远不如大城市的众多中小城市乃至乡镇，依旧还有较大市场和需求。因为广大基层公教人员，乃至青年学生，仍旧有穿学生服、军便服（“中山装”）的实际需要。

　　综上可知，既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熏陶，也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孙中山，对具有重要“观瞻”作用的“服制”规定，是相当重视的。为了找到一种符合国际现代潮流，同时又能照顾到中国自身特点，“壮于观瞻”的礼服，做过各种尝试。但很显然，无论是学生服，还是猎装式军便服，都没有被他列入礼服的层级。孙中山最看重并曾一直力推的，还是西装革履。以至于他去世入殓时，家人还是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为他穿上了全套西装革履，上身穿的还是西式大礼服，并戴上了大礼帽。这是因为，在其一生所有重大政治场合，即每一次出任总统一职时，他都会穿全套的西式大礼服。在这一点上，孙中山的继承者，即后来的领导人，明显没有接受孙中山通过着装观念所展现出来的更加开放的世界观。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服制条例》，明定实为满服的蓝袍黑褂的长袍马褂为“男子礼服”，只给了学生服以“男公务员制服”的名义，对西装装束要求则未置一语，只含糊地提了一句：“男女因国际关系服用礼服时得采用国际间通用礼服。” 如此“服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包括人士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服制条例》颁布后不久，中央第八次常务会议即要求在定于6月1日举行的总理灵柩奉安大典上，中央及国府委员均“改用素地蓝袍黑褂”，浙江、江苏等党部对此公开提出异议，要求参加总理奉安人员“应一律着中山装”。但此等要求均未得到中央的应允，孙中山奉安大典上中央及国府委员仍统一着蓝袍黑褂，其他人等的着装则不免各式各样。 中央主导并坚持以满服的长袍马褂为礼服，自然与孙中山晚年特别是其临去世前两个月里一直把长袍马褂当作一种礼服来穿的做法有关。而《服制条例》坚持不正面规定西装为礼服，甚至有意避提孙中山曾长期力推的西装，某种程度上则与这时大力推行“革命外交”，倡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相信中国“已到与帝国主义对垒之期”这一政治背景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这时主流社会的着装习俗，以及中央最高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和长袍马褂的某种偏好在起作用。 对于《服制条例》与孙中山的西装偏好，以及与各级党部对“中山装”宣传推广之间的矛盾性，中央自身也有清醒的了解。几年后，中央就不得不对《服制条例》加以修正。

　　1936年年底，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开宣布说：“现行服制条例，多有不适合现在情形之处”，已与各方详加商酌研究，目前已修正完成，正在呈送部长及行政院审核中。 然而，此次内政部《服制条例》的修正稿未能通过相关审核，以至到抗日战争期间仍在延续修正。虽然到1939年再度形成了较确定的修正草案，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最高层的批准，致胎死腹中。1929年的《服制条例》因此也成为国民政府关于国民礼服和制服的唯一法令。

　　1939年《服制条例》修正草案的最主要的修正，其实就是对1929年《服制条例》来了一个大翻案。它参照1912年《服制》的形式，重新规定了礼服要设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但草案仍未接受西式礼服文化，而是简单地改定学生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之甲种，转而将长袍马褂退而保留为常礼服之乙种。修正草案在对西装和中山装问题上所做的重要调整，就是明确点出了“西装”和立翻领、4个贴袋的“中山装”，必要时可与常礼服并用。不难想象，这一修正草案的意见很大程度上仍旧反映了党内相当部分人士的心态和主张，但是，把学生服定为大礼服和常礼服，显然是时任党政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难以接受的。 一方面是国人在着装问题上越来越普遍地接受了西式的现代着装观念，即使是那些习惯于传统袍褂裙衫者，也无不渐渐放弃了直筒宽摆的传统衣型；另一方面是孙中山事业的后继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排斥西装革履，反而把着长袍马褂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正统的一种意志表现与政治象征。正是这种矛盾的现象和心理，导致了人对服制问题的态度变来变去，最终在自己人内部都无法取得共识。

　　应当看到的是，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迈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无论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甚至不同族群、党派的人们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已经融入国际现代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其基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沿着欧美工业社会走过的路曲折前行。民国年间的中国固然还不存在欧美社会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为中心的经济文化环境，西装革履难以成为主流的着装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人的着装模式仍旧能够被限制在辛亥以前的水平上。可以说，任何对现代工业社会通行服装的抵制都只能是形式上的，人们着装模式的实质性改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扭转的。

　　以孙中山之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着装为例。蒋介石对西装不感兴趣，从他留下的照片看，他只在当学生留学日本、头顶上还有头发时，做过一件西式短大衣。而后在1927年秋冬为娶到基督徒宋美龄，不得不承诺信奉基督教并照着欧美婚礼方式，一身西装革履地与宋美龄结为了伉俪。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西装。 但是，蒋介石成年后的着装却依旧还是西式的。作为职业军人，蒋介石一生大部分时间穿的军装，无疑是现代西式军服。在留学日本和后来追随孙中山时，他也曾穿过许多年“学生洋服”。1928年9月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他一度较多穿被时人称为“中山装”的“学生洋服”，这也是1929年《服制条例》视学生服为中山装并定为公务员制服的一个背景。但不久后蒋即更多地开始穿4个口袋的军便服。1930年代初，他多次公开称此军便服为“中山装”，要求党政人员应以之为制服。如前所述，这种“中山装”并不是孙中山生命最后穿的，那种正面有7个钮扣，后背有腰带、中缝和下摆开叉的猎装式军便服。蒋介石其实是把黄埔军服的质地改成毛料，下面再穿上一条同样衣料的西裤而已。在那个年代，军人长期当政，这种军便服式的“中山装”自然也更容易流行起来。

　　不过，蒋介石个人则一直对长袍马褂情有所钟。1929年《服制条例》颁布后，他即把长袍马褂视作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和权力正统延续的重要政治象征。读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他一生的日记，不难了解他对这种传承和延续重视的程度。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极度重视服装、仪表、品味和身份表征的领袖，潜移默化地还是成了西方现代服饰文化的推崇者。从蒋介石各个时期照片的着装可以发现，他的着装始终表现着一些典型的西方现代着装的特点。那就是，不论是穿军装，还是穿号称“中山装”的军便服，哪怕是穿长袍马褂，他都是一个对衣型合体及衣料和剪裁质量十分挑剔，并且会毫不懈怠地注重仪态与服装相协调的人。

　　换言之，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资产阶级化，他所塑造的得体、严谨、威风凛凛或风度翩翩的形象，相当程度上也正是19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塑造的那种讲究体面和专业风度的新绅士形象。

　　作为一种比较，我们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提到一心想要废除等级、消灭阶级的共产革命领袖的着装偏好。与孙中山、蒋介石相反，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领袖人物中最不讲究衣着，甚至最怕被任何形式的服装及其着装规矩束缚了身体的人。表面上，传统的宽松肥大的长衫最符合他对衣服的要求，但长衫在中国从来就是上等人的身份象征，因此除了30岁以前不得不穿便宜的布料长衫外，自投身革命战争之后就再没有穿过长衫。在战争年代他只穿两种衣服，一是黄埔军服或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军服；二是摘去领章把军服当便服来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多数正式场合穿的其实也是由军服稍加改造而来的，领口叉开，两个有盖贴袋加上两个风琴袋的“中山装”。只不过，蒋的“中山装”讲裁剪合体，注重面料质地，“毛氏中山装”要宽松，重实用。 但是，“毛氏中山装”固然可以做得肥大宽松，穿中山装依旧还是会有一些着装规矩。以一向不喜欢受形式约束的个性，在非正式场合，他还是更喜欢穿颇似传统长衫的肥大随身的棉织睡衣。这也是为什么今人很容易看到很多他穿着睡衣活动，包括内部办公、开会、讲话的照片。仅此即可清楚地看出，与蒋介石讲质地，讲修身，讲笔挺或飘逸，不惜把长袍马褂也“西化”的风格相比，显然是那种执意想要把讲究形式和身份的中西绅士的服装，打回到宽松、实用，更平民化的领导人。受他这一着装风格和观念的影响，在被逐出大陆之后，大陆国人的着装再度发生了更大范围的改变。代表着传统绅士文化的长袍马褂和具有资产阶级制服特点的西装革履，很快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当然，国人普遍开始身着蓝色中山装或绿色军便服后，其服装从形制到剪裁也并没有回归传统，反而更趋“西化”了。

　　所谓西装，实际上是英装，因为从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中，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今天我们服装又受美国影响，如棒球帽，牛仔裤，T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