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超”赛场，观众分三层。最里边的一层紧挨球场边线，人们贴边坐下，常常不自觉地“占领”角球区，球员们因此习惯了在人群包围中发出角球。这里的观众对比赛最热情，球出界时，他们是捡球手。他们并非真的“捡”，只是执着地把球踢回去。

　　外面的一层观众坐在看台，看台顶上是凉亭，通风又遮阳。比赛日，往往午饭时间一过，就有人来这占位。这是适合“打卡”的地方，写着“贵州村超”的红色标志牌立在正对面，又能无死角观看拉拉队盛装入场和少数民族表演。

　　“村超”火了以后，球场前后底线外焊了新座位。在这些座位和看台之间“流动”的，是中间的一层观众，他们组成一道奇特的球场景观。大部分时候看似和比赛无关，他们只是摇着扇子，沿球场外围的跑步道遛弯儿——每个县城广场傍晚时分或许都有类似的景象，可一旦有进球，他们也停下脚步，及时欢呼，他们什么热闹都看得见。

　　球赛已经踢过90场，2023年7月22日的这周周末，“村超”将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

　　“村超”，全称“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是由当地20支以村为单位自发组建的球队组成的业余联赛。这个夏天，“村超”举办场地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被标记为“中国村超圣地”“贵州村超足球场”，最高上座数达到5万人。

　　球场建在流经榕江县城的寨蒿河边，现在四周挤满小吃摊，整日人头攒动，位置因此更好辨认，手机信号突然从满格降到一格，这就说明你已抵达“村超”现场。

　　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父女为了准时在比赛日到达，转了3次车，在路上花了将近34个小时。当他们终于拖着行李箱赶到球场，又不得不开始为住宿问题发愁，线日“村超”开赛以来，常住人口仅29.5万人的榕江县，一个月内接待了42万余次游客。

　　烈日也难灼伤人们的热情。星期五，比赛傍晚开始，许多观众正午已经入场。这天的比赛对月寨村足球队来说至关重要，胜利意味着小组出线。

　　队长李远攀对比赛颇有信心，凤凰村足球队是他们此次的对手。“他们（球员）平均年龄比我们大，大概36岁。”他说：“我们的平均年龄是31岁。”小组赛阶段，球队每次胜利都能获得两只猪脚，月寨村已经得了8只，“冻起来没舍得吃”。李远攀想，这次如果能赢，刚好凑10只，“全村一起煮猪脚吃”。

　　月寨村队的比赛晚上9点开始，下午3点，村里的姑娘们已经开始盘头，换上侗族服装。往常，在过萨玛节等传统民族节日时，大家才这样打扮，现在对村民们来说，月寨村队每次参加“村超”比赛的日子，就是村里的节日。年长的阿婆会在村寨里供奉女神的萨坛外、古老的风水树上采下叶子泡水，球员们上场前喝了这水，会有好运。

　　村里年近70岁的老人来到村口榕树下敲锣，提醒村民拉拉队要在晚上7点10分入场。月寨村总人口约1700人，拉拉队有500多人。这次，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们也带女婿回来给村里加油，队伍排了有50米长。

　　拉拉队进场时，观众们正为球场上酣战的队伍欢呼。年轻的新中村队，成员都是高中生，平均年龄17岁，对手丰乐村二队的球员中有他们的老师，平均年龄35岁，两支球队的比分最终拉大到6:0。

　　很难说得清“村超”现场的观众是关注比赛更多，还是以体验氛围为主。大多数人在“村超”没有主队，球不管到了哪边禁区，大家都发出同样的惊叹和欢呼。球员们也偏爱远射，“只有进攻，没有传球，往球门里踢就对了。”一名球员说，方法和技巧不如快乐来得重要。

　　“村超”的解说，相比其他球赛也承担了更多功能，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是播报寻人启事。跟家长走丢的小孩陆续被送来，一名4、5岁的女孩在解说台等了半个多小时，家长也没出现，女孩倒不哭闹，跟着解说员看起了球赛。

　　月寨村队的“中场大师”李远攀因为脚伤没有首发上场，比赛刚开始，他们就丢了一球。赛况却很难称得上“扣人心弦”，主要是因为现场过于欢乐。比赛进行中，解说员会突然插进通知，例如：“寻找两只狗的主人”，这条通知的具体内容是：有观众进场前把两只狗寄养在门外的志愿者处，现在已经过了一场比赛的时间，希望主人快将狗领走。

　　节日般的气氛中，村民们陪伴球队到夜晚。月寨村队经过换人调整，提了士气，下半场开场比分扳平，距离比赛结束5分钟时，再进一球，2:1逆风翻盘。11点24分，哨声吹响，拉拉队冲进场内，摇起月寨村队旗，阿婆们围到球员身边扇起蒲扇，两只代表荣耀的猪脚，就在夜色中被抛向天空。

　　月寨村足球队是上一届“村超”的冠军，那时“村超”的名号还没叫响，赛事被冠名为“春节杯”，大年初三开赛，以村为单位，有8支参赛球队，冠军奖品是一只价值3000元的年猪——在如今的“村超”，冠军奖品升级为一头牛。

　　冠军球队的中坚力量、90后队员们后来接受媒体采访，不约而同提到自己足球梦开始的地方，那是村里仅有的一块空地修建成的篮球场，是月寨人心中的“诺坎普”（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场）。

　　球员李敏杰还记得，在去“诺坎普球场”的路上，他和伙伴带球穿过村里窄狭的巷子，一边幻想自己在一片线几块买的石林鞋，不到两周钉子就磨平，布面也跑烂，袜子露出来，怕被母亲骂，他们干脆脱掉鞋，光脚冲刺。

　　一个年代久远的足球被大家视作宝贝。李远攀回忆遥远的，那是上小学三年级时，班长跟家里要了30块钱买的。球总被踢爆，班长只能学着修补，补好了再踢，踢坏了又补，一个球用了十多年。

　　“诺坎普球场”在田地和河流之间，月寨村小从村民处借用这块空地作为学生的娱乐活动场地，装了篮球架。足球迷们把两根篮球柱中间划定为球门位置，拿木板和石头搭出球门。想踢球的人太多，球场太小，总是5人一组，轮流上场。

　　“诺坎普球场”陪伴着这些刚对足球建立起热情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皮肤黝黑，夏天时，“脚底烫了泡，踢完一场，趾头全是血”，雨天时，“不是人在踢球，是球在踢人”，旁边村小的玻璃不知被踢破了多少块，场边的小树苗也只剩一棵幸免。

　　他们最怕的是球掉进旁边田地，村民在意粮食，总会把球没收。但这是20年前的事。现在，就连那位经常没收足球的村民，也十分积极地叫上自家小孩参加村队组织的足球训练。

　　“村超”赛场上那些被传播了上百万次的进球瞬间，那些贡献十佳进球的球员，其实都从各个村寨里的“诺坎普球场”上走出来。

　　月寨村队的李远攀踢出40米开外的世界波，朗洞平地队的吴化勇有一记漂亮的倒挂金钩，“村超”射手榜排第一位的忠诚村队董永恒上演“帽子戏法”，在小组赛进了14个球。

　　“我们都在小时候喜欢上足球，但认知里，身边不管多厉害的人，都接触不到踢球这个职业。”董永恒说。“诺坎普球场”是梦的萌芽，往后，足球只能是一项爱好，是生活的调节。

　　董永恒34岁，在榕江县城开一家小店，卖当地特色美食卷粉。磨米、蒸粉、配料、打包……他每天要在店里忙活10到12个小时。但基本上每周末，他都要挤出时间参加球友组织的友谊赛。“他的动作很快，总想把店里事情早点忙完，有人来说有比赛，他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跟着走。”董永恒的小姑说。

　　吴化勇35岁，在贵阳读书，毕业后到安顺市上班，在安顺工作的四年里，他几乎每周都要回贵阳两三次，往返3个小时，只为踢一场球。现在，吴化勇是榕江县平地村的副村长，平日赶比赛，队友会帮他带上打印机，如果有需要，也不耽误在球场边上写材料。

　　李远攀33岁，做室内设计工作，和朋友合伙在县城开了家装修公司。平日最忙的时段是周末，客户、工程队、球队都找来，他有时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村超”火了以后，足球和工作的排序开始发生变化，客户反倒让步，他们支持他：“先忙村超的事。”

　　关乎村寨荣誉的“村超”，可以让爱好短暂地成为生活重心。李彬彬是李远攀的同学，他在广东省佛山市打工，在建筑工地做钢架高空作业。“村超”小组赛第一轮，月寨村队1:5惨败于实力强劲的新中村队。“我知道会输，但没想到输得那么厉害。”比分差距让李彬彬起了斗志，他干脆请了两个月假，赶回家在第二轮比赛上场。

　　要不是“村超”爆火，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如此偏僻的山区县城，会有这么多人热爱足球。可当真正来到榕江，你会发现，“38.5万人口，接近5万人会踢足球”的官方公开数据，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夸张。出租车司机会随意说起：“单是我们公司就能组两支球队。”网约车师傅也讲：“当年指甲都踢掉了，大家都入迷到这种程度。很多人后来迫于生计，没再坚持，不然参赛球队会更多。”

　　“村超”出圈后，球员们介绍自己来自各行各业，一度成为短视频平台上让人感叹，也传播最广的内容。在榕江，踢球的人的确就是做着普通工作，过着日常生活的人。他们没受过专业训练，“诺坎普球场”遍布寨蒿河畔的浅滩。

　　榕江人和足球结缘，跟抗日战争时期三所学校的迁入有关。1940年，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从贵阳迁到榕江，并在榕江建立了国立贵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根据《榕江文史资料第一辑（教育专题）》中《国师附小的一些具体工作》记载，“附小每学期均举行各科的竞赛和体育运动竞赛，其中体育科就包括足球（小足球）。”可以说，附小的小足球课程为榕江培养了“第一代”足球兴趣爱好者。

　　1944年，国立广西大学和桂林汉民中学也先后西迁到榕江。《榕江文史资料第一辑（专题）》中《广西大学在榕江》记载，“广西大学在榕江期间，经常开展文化、体育活动，除了每星期举行各种球类比赛外，还开过运动会”，这里提到的“各种球类比赛”就包括足球比赛。这是榕江足球赛的先例，也是在这一时期，足球运动正式进入了榕江广大民众的视野。

　　侯乾扬是一名80岁老人，他1956年到榕江县读书，那时，榕江中学已经兴起足球运动。“记得当时学校有一位姓崔的体育老师，北方人，年近50岁，担任好几个班的体育老师，尤其喜爱踢足球，而且球技高超。”侯乾扬回忆道：“他不仅悉心指导学生踢球，培养足球爱好者，还经常组织开展校际、班际之间的足球比赛活动。那时，看足球比赛，构成了榕江的一道亮丽风景。”

　　榕江人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从此没再消褪。1965年，榕江县男子足球队参加黔东南州足球比赛，获得冠军；上世纪70年代，榕江几次成为全州中学生足球赛的举办地；80年代，当地筹办“古州杯”足球赛、“古榕杯”足球赛，观众多达两三千人，“要想找工作不愁，就要学会踢足球”在榕江成为一种风尚。

　　1990年，榕江足球队赴凯里参加“足协杯”竞赛捧回金杯，古州民众放鞭炮迎接，运动员们高举奖杯绕城一周庆贺。榕江县足协副主席、被称为“村超”总策划的杨亚江，那时17岁，他用“轰动”形容城里庆祝的景象。

　　中学毕业，杨亚江考到凯里师范，说起自己是榕江人，总被问：“你会踢足球吗？”他在学校组建了足球队，毕业后回到榕江工作，1999年，杨亚江又和同道者成立了榕江县车江乡足球协会。

　　车江乡下辖10个村寨，分布在寨蒿河下游，分为上、中、下宝寨，合称“三宝侗寨”。这是距离榕江县城最近的乡镇，足球氛围浓厚。车江足协找了河边被冲毁的农田，进行平整后改建为足球场。他们砍了杉树做球门，再用石灰粉画线，这个简易的露天足球场见证了“村超”的诞生。

　　2000年1月，首届车江乡镇足球杯开幕，10个村组成15支球队参赛，“村超”初见雏形。口寨村足球队是参赛队之一，当时的年轻球员，现在球队的教练组组长杨兵记得：“那时没有球鞋、球服，只有热情，只为荣誉。”

　　“各村都架了木桥，方便村民去看比赛。”杨亚江觉得那场面如在眼前：“还有妇女过桥时掉到河里，比赛有几千上万人观看。”

　　各村之间的足球交流却没中断。2002年暑假，口寨村队球员拿着锄头、镰刀等工具历时一个多月在河沙坝挖了简易版的球场，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主场，临近几个村不时来切磋比赛。但因为场地受限，之后10年，球队的凝聚力不如从前。

　　到了2013年，杨兵回到榕江县工作，又召集起老队员杨淮彰等再次组队，杨淮彰那时明显感觉到球队的实力落后于车江一村、车江二村等队。“我们没有年轻的球员，断代了。”他说：“靠我们那批当时20来岁的球员，踢不过别村更年轻的小孩。”

　　为了传承口寨村队的足球传统，杨兵他们发起了青训计划，在村里四年级到初二、初三学龄段的孩子中，选拔出不少于20人参与足球训练。到现在，青训队员已有三、四届60余人，他们成了今年“村超”参赛的主力。

　　2015年后，随着榕江县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升级，足球比赛更加频繁。“每年三项重要赛事——足协杯、周末联赛、春节杯，基本固定下来。”杨亚江说。县里还成立足球联络群，93位队长和教练每周一早上8点在群里准时报名约球（友谊赛），队长们因此会设7点50的闹钟，“一旦错过时间，球场可能全满。”

　　“车江这一带就是足球文化浓，传承性强，各村之间经常交流切磋，比赛多。”杨兵说。这为今年“村超”的出圈打好了基础。此外，少数民族特色和赛事的融合，当地对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重视，合力把“村超”推向爆火。开赛至今，“村超”相关内容的全网浏览量已经超过200亿。

　　“村超”的内核里也包含着更珍贵的东西。月寨村队小组出线后，我们见到了队长李远攀的堂姐李远爱，球队里很多成员都是她的表亲。当被问到在现场看到赢球，有什么感受，李远爱哭了。“热泪盈眶。”她说。

　　她的泪水里没有复杂的情绪。“我们不懂球，也不懂什么规则。”她说：“输赢也不重要，就为了图一个欢乐，图一个运动。我们在农村的话，就是只有这种最简单的快乐。”

　　杨亚江最近总觉得后背发热，医生告诉他可能跟睡眠不足有关。最近，他不仅要忙学校事务的管理——他担任着当地车民小学的校长；还要关注“村超”赛程安排，负责少数民族表演的节目审核、录音工作；在7月1日“超级星期六”的比赛中场，他还上台参加了歌唱表演。两个月来，杨亚江常在各村寨里忙活录音采样直到半夜，一两点回到家，3点钟才睡觉。

　　同样身为榕江县足协副主席的赖洪静，和杨亚江一样连轴转。他是榕江一中的体育老师，新中村队的教练，带出了“村超”赛场上一大批活跃的青年主力。比赛日，他又是“新晋”解说员，三四场比赛跟下来，再开会复盘，凌晨4点钟休息也是常事。

　　赖洪静享受着现在的忙碌，“痛并快乐着。”他说。他甚至觉得：“如果村超能（办得）再久一点就好了。”唯一让他感到忧虑的，就是“村超”爆火后引发争议，有被叫停的危险。

　　前些天，当得知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村超”可能改变赛程安排，将目前的每星期五、六、日三天比赛改为在星期六一天进行，赖洪静流了眼泪，“好不容易，大家拼搏这么多年，（榕江足球）走到现在。”他担心，赛事调整会影响“村超”目前的关注度。

　　杨亚江和赖洪静都在考虑，如何让“村超”的热度持续。有一点是肯定的——保持“村超”的纯粹。“资本注入是一个危险信号。”他们说：“从上到下都拒绝资本介入，这是一项原则。”

　　球员们不再只面对足球，也都有了自己要面临的重要课题，包括如何接受成名，以及怎样对待和自己紧密相关的巨大流量。

　　踢进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后，李远攀收到很多朋友的祝贺，“你成为球星了！”他们说。“今天晚上可能是球星，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又要在工地里面搬砖。”李远攀觉得，“村超”的赛场类似一个平行时空，“比赛完，还是要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当中。”

　　和他同队的李彬彬放下工作，从广东赶回榕江比赛，看似“冲动”，但实际上，由于工队老板也是榕江同乡，支持他为了村里荣誉而战，甚至提前垫付了他的工资。“如果将来比赛确实影响到工作，我肯定也要放弃（比赛）。”即便“村超”热度能持续，李彬彬也很难做出回家工作的决定，在外收入是家里的三倍还多，“毕竟我们不是靠兴趣来吃饭的，只能是以生活为主。”

　　被称为“卷粉射手王”的董永恒，想到用热度拓展自己的餐饮生意。他所在的忠诚镇以当地美食“牛瘪”闻名，他正考虑以忠诚村足球队为主题开一家牛瘪店。“‘村超’现在带来这么大的人流量，接下来，县里可能还组织邀请赛，跟各地的球队交流，也会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来。”他想：“能够蹭一点‘村超’的热度，就免掉了很多广告费用。”

　　明星球员吴化勇在球场边接受采访时，被许多路人认出来。“倒挂金钩！”他们朝他喊，有读小学的男孩还拿来自己的足球让他签名。“如果我年纪还小的话，肯定有点飘了。”他说：“但因为岁数已经在这儿，30多岁了，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淡，其实（也知道）改变不了。”他最近的希望，是接下来能通过村干考试，到县城工作，“这样踢球更方便些。”

　　相比而言，年轻球员在心态上有更大的波动。月寨村队的主力队员李宇杰23岁，他今年大学毕业，为了参加“村超”比赛，辞掉了重庆的工作。有人在抖音发了他进球的视频，播放量有20多万，他也因此决定经营自己的账号，视频播放量却总是只有几百，粉丝积攒了80多个。这多少让人有些灰心，“我想拍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摄影师。”他挺沮丧。

　　但“足球还是爱好，得找个活儿干”也仍然是年轻球员的共识。李宇杰的发小王宇攀是口寨村队的队员，他在遵义上大学，读土木工程专业，“村超”让他择业的天平有了倾向，毕业后回榕江考公务员成了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榕江县城，过去真正因为足球而改变命运的，是教练赖洪静的学生们。从2005年开始，赖洪静带领榕江一中校队参加市级、省级比赛，18年来，培养了170多名国家二级运动员，20多名国家一级运动员，他们通过足球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甚至成为职业球员。

　　“村超”之后，榕江的几乎每块球场上，都有孩子奔跑的身影。他们抓住机会触碰足球，也像当年的80、90后球员在自己的“诺坎普球场”上那样。

　　“只要大家愿意走进球场，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赖洪静觉得，或许这就是“村超”的意义，“我们不是培养运动员，我们培养运动员的父亲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