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一百年前，中国足球也曾称霸亚洲。1911年，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发起成立了“远东运动协会”。足球项目成为了远东运动会为数不多的比赛项目之一。自1913年到1934年二战之前，共举办了10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中国队包揽了除第一届之外的全部9个冠军。

　　当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足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体育运动之一。1860年前后，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就开展了足球运动。1867年，在洋枪队保护下的上海租界中，洋人成立了足球俱乐部。当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水兵、商人在一起踢足球时，中国人就只能远远地看这番西洋景。

　　后来教会学校引进了外籍教练，教中国学生踢足球。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于1902年成立了“大辫子”足球队，显现出一种横扫千军、无人匹敌的势头。很快，于1896年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在创办之初，就宣布“体育一事与中西各课一律并重”，并在1902年成立了南洋公学足球队，与圣约翰大学足球队一起被誉为“上海双雄”。

　　南洋公学的校长唐文治是清朝翰林。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肉搏战表现出的熟练军事技术，对唐文治震动很大。他大力提倡西洋体育运动和中国武术。据说，南洋公学足球队流行的一首著名的足球歌，就是唐文治亲自打造的：“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亮。看!吾校的十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一开足，个个生龙活虎，真不愧蜚声鸿誉冠我邦。”

　　对于唐文治来说，足球比赛是学校一件大事。每有比赛，唐文治便亲自布告如下：“今日下午本校与圣约翰比赛足球，所有上、中院(上院为大学、中院为附中)各级一律停课一日，以便前往助威，尚望各球员努力比赛，为校争光，本校长有厚望焉。校长唐。”

　　唐文治亲自督战，率领好几百人乘专车亲临赛场，组织拉拉队敲锣打鼓，拼命呐喊。学校附近的居民，甚至其他城市的球迷都赶来观看比赛。由于当时还处在清朝末年，球员脑后还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比赛刚开始时，辫子是盘在头上的。可几圈跑下来，辫子就散了。赛事紧张，根本来不及再盘好，在争抢球时，辫子甩在对方的脸上，便是一道血痕。

　　一次，南洋的后卫队员在逼抢对方时，被辫子扫中，疼得捂住眼睛，对方前锋乘机射门，拔得头筹;裁判判对方赢球，唐文治不服，亲自出面交涉。

　　裁判说：“辫子问题，向无规定。”唐文治说：“扫着我方球员要害，就应该算犯规，让我方罚球，否则太不合理!”裁判坚持己见，比赛结果南洋输球而回，队员们垂头丧气，校长唐文治竟抱头嚎啕大哭。

　　圣约翰与南洋足球队于1902年首次进行公开赛后，每年比赛一次。两校成为上海足球的执牛耳者。在它们的带动下，之江、沪江等大学及吴淞商船学校、徐汇中学、中西书院等学校，也相继成立了足球队。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运动会上，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公学两校足球精英组成的上海区足球队吸引了众多球迷的热捧。虽然他们在与香港足球队的比赛中以0比1败北，但他们敢于拼抢的劲头和精彩的球技还是获得了球迷的好评。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上海的足球运动一跃成为中国的霸主。上海是最早实行足球联赛的地区，锻炼出一批又一批的足球人才。1913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成立，成员有圣约翰、南洋、沪江、之江、东吴、金陵大学等6所学校。这几所学校的足球联赛，大大提高了中国足球水平，涌现出不少熠熠闪光的球星。

　　那时，真正投资足球的人几乎没有，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中国足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艺。为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元。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他们转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60余天，只筹到5万元。为了节约经费，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

　　当时的足球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担任教练之机出国游览。

　　最后，凭借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的双重职务，既有财又有势，他如愿谋得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位。

　　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又没有训练经费，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那时候，唯一的训练方法就是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锻炼了队伍。

　　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对足球队的选拔工作非常重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为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

　　经过3个月的选拔，1936年4月，中国足球队22人名单正式公布。这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其出色。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1926年李惠堂率自己的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纪录。

　　1976年8月13日，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阿根廷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足球赛。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也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除了中国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当时与日本队的比赛，经常打出赢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几十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感慨：“既生瑜，何生亮。”

　　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券，准备洗雪前耻，不料又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 《申报》 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纪录，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出了一口恶气，足球也成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最大希望。

　　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中国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奥运足球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首战便是英国队，不能不令人悬心。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鼻祖，英国队的实力无可争议，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队在亚洲声名远播，十届比赛九次冠军，以这样的成就出征奥运会自然让欧美强国不敢怠慢，所以这场比赛广受瞩目。

　　1936年8月6日的柏林汤姆逊球场被成千上万的观众挤得满满，英国女王特地给她的国脚们发来专电，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而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则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

　　一上场，英国队的两名队员就死死守住李惠堂，使得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阻，结果以零比零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中国队的防守得当，大概13分的时候，中国队突然改变了进攻战术，全力以赴发动进攻，结果后方空虚，反而给对方造成了一个突袭的机会，英国人首开一球。在41分钟左右的时候，英国队又第二次打开了中国队的球门，最后因为体力不支，中国队被淘汰了。

　　尽管如此，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全场球迷和英国当时各家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体力不支。柏林奥运会失利后，中国足球队受欧洲各国邀请，开始欧洲之旅，共踢了八场友谊赛。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以年薪八千英镑，折合中国大洋六万四千块，请李惠堂留在英国踢球，李惠堂婉言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