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南方小镇卢尔马兰只有1000居民。这个山间小镇拥有田园诗一样的景致：典型的普罗旺斯风貌，中世纪古堡，并存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几个世纪未曾改变风格的农舍。

　　这里引发我好奇的地方却是足球。我时常估算，一个1000居民的小镇，必有较高比例青壮年人口出外打工，这里会有多少小孩，他们的足球俱乐部是怎样的梯队设置？

　　问题或许只有在到达小镇时才能解答。我也确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造访此地，让我知道小镇名字的那个人——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就安葬在那里。

　　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不到44岁。他在47岁时因为车祸失去了生命。尽管去世如此年轻，但离世前几年的加缪已经开始给人老去的印象。他早年患过严重肺结核，成为记者/作家以后烟不离手，这使得他在50年代最后几年已饱受病痛所困。

　　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加缪花了很大一部分在卢尔马兰买了栋房子。这里有独自思考需要的宁静，也有巴黎没有的新鲜空气，尽管对于老烟民来说，哪里的空气都只是助燃剂。

　　加缪最享受的一件事，是周日坐在小镇的足球场边，观看当地小孩球队迎战来访的客队。他很投入，不仅为孩子们助威，后来干脆成为球队的赞助者，给球员们购买了全套装备。

　　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这偏远村镇小球队参加的比赛是怎样的水平，而被世人视作文豪、哲学家、人道主义斗士的加缪，却始终看得津津有味，这甚至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他对足球的热爱不仅因为他曾是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俱乐部门将，也不仅因为他坚信“足球是我人生大学”这条哲理。他对足球的喜爱单纯又执著，是一份肉体之爱，它一定要亲自坐在或站在场边，为眼前的球员喊出声音。

　　在加缪晚期的小说《堕落》中，主角克拉芒斯在自我忏悔戏剧独白中说，“直到今天，那些人满为患的星期天比赛场，和剧院的戏台，始终是我无可比拟的爱，是世界上唯一让我仍然感到自己纯线

　　纯真的含义当然不是指带着一腔热血把从中国足球里收获的挫败感发泄出去；也不是指死忠球迷对俱乐部的山盟海誓然后对不同意见者喊打喊杀；也不是因为心爱的球队输球然后砸掉电视机。

　　就像上文所说我对千人小镇卢尔马兰球队规模的好奇，我认为在这样小的地方也存在每周都能让孩子们踢上足球赛的球队，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最近一次在现场观看意大利基层足球比赛，是大约2年前在一个名叫圣卡夏诺的万人镇子，刚好在午餐之后听到了球场的哨声，买门票（5欧元1人）进去了。看台上只有几十人，应该都是球员的亲朋好友。球赛的水平，当然无法让我坚持看完全场，毕竟那天正是春寒料峭时。

　　我在2003年被派到欧洲担任驻外记者的时候，足球报道任务只意味着豪门和球星。但经过一些年的深入了解，我明白欧洲足球的真正根基是数量有限的顶级联赛球队之外千千万万个业余俱乐部。在欧洲和南美地图上，村庄、小镇、街区俱乐部星罗棋布，是它们撑起了人们对足球的热爱，因为热爱不仅是观看比赛和打嘴仗，热爱足球必须包含一个内容：亲自下场——实践。

　　我们平时对欧洲足球的了解，都建立在对职业联赛顶层的认知上。这导致一些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足球就是这样一些名声很大的职业队，每个队还把所在地区的青训都承包了，同时他们还能赚钱，养活很多高薪球员。

　　今天的中国，国家的强大是人们在生活中的很多时候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同时，很多去过国外的人都会感叹，中国的市场活跃程度才是世界领先的。既然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家和充满活力的市场，为什么足球的组织水平和产出如此低下？

　　社会！是社会的缺失。国家和市场都不等同于社会。社会的词根来自“社员”，而“社员”是需要通过参与才能确认其身份。足球说到头，是一项社会事业，而且由于足球运动开展成本低、广受喜欢，它甚至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社会事业。在欧洲，一个村子可以没有电影院，也可以没有酒吧，但不能少了一块足球场地。

　　欧洲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很多工作人员就是像今天的我一样的人：少年时代受过足球培训，有一点点的足球水平，但跟专业人员比较起来又是绝对菜鸟，喜欢足球从未间断，希望在俱乐部继续体验足球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我身材和体能保持还不错，同时学习过一些基本的教练员课程，那么我有希望在业余俱乐部里为青少梯队担任教练或助教，如果我已经大腹便便，只是喜欢足球，或许我可以做义务司机，或者俱乐部里打杂的人手。

　　总之，这一切都是义务劳动，没有回报。一个小俱乐部，涉及到钱的地方很少，只有最直接的管理者才需要去考虑水电费、维修、器材等费用。这种时候，会员里往往会有个别富人解囊相助，提供一些必要的费用作为赞助。

　　作为足球体系顶层的职业俱乐部，由于金钱流动数量大，球员是专职不是兼职，所以经营环节公司化了。但像德国一样会员制发达的国家，会员担任义工的现象在顶级联赛也很常见，例如德甲门票低廉，除了会员制拥有的决策投票权，还在于球场里像安保、引座等很多工作都是会员承担的，为俱乐部节省了不小的开销。

　　足球最可怕和可悲的结局无异于彻底沦为金钱游戏。一个大俱乐部，往往是维系了很多人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城市公共遗产，如果投资人说撤就撤，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球迷，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或者说这时候考验的就是投资人的公共意识到底有多强大，有困难想走不是问题，是否体面离开则是人和人的区别。

　　那些相信“投资人有权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能盈利谁愿意投资足球”的中国球迷，在我看来是在表达一种危险的愿望。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国家和市场必须存在，社会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势利和缺乏公共意识的心态，当然无法建立起欧洲和南美那样的足球基础，当我们看到国外那些自由自在踢球的小孩，看到的其实就是自己和纯真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