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17日清晨，五个英国年轻人离开默西赛德郡，抵达德国北方城市汉堡。他们是一支刚刚组建了几个月、毫无名气的乐队，为了获得更多演出机会不得不远走他乡。

　　第一天夜晚，他们睡在一间紧挨着厕所、散发恶臭和冷气的储藏室，为了取暖只能把英国国旗披在身上。演出时间从早上8:30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每天的报酬是2.5英镑。

　　在这片霓虹闪烁的红灯区，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观众”：几乎全是妓女和流浪汉。这群人一边看演出一边嘲笑这个乐队的名字，因为它的发音近似于德语中生殖器的俗称。

　　1960到1962年，披头士在汉堡的圣保利区举行了大大小小48场演出，这是他们“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地方，也是征服世界的起点。而圣保利，也因披头士的到来与音乐结缘，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以及，一支全世界最朋克的足球队！

　　中国球迷了解圣保利这支球队，多半是因为前国脚杨晨。2002年杨晨离开法兰克福后，曾经为身处德乙的圣保利效力一个赛季，但只打进了3个球，不久便回国结束了留洋生涯。

　　110年的历史中，圣保利只有8次征战德甲的经历，最近一次已是2011年。在竞技层面，他们最骄傲的时刻就是2002年2-1战胜了刚刚夺得世俱杯冠军的拜仁，俱乐部随即发售了一款写着“世俱杯冠军终结者”的纪念球衣——这“十分圣保利”的举动遭到舆论广泛批评，球队也在那个赛季排名垫底降级。而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他们在德乙排名倒数第四，差点就去了德丙...

　　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500多个注册的球迷俱乐部，仅在德国就有超过1100万球迷（相当于德国人口的1/8），季票订购量超过绝大多数德甲队，可容纳29500人的米勒门体育场几乎场场都会爆满。

　　更神奇的是，1981年圣保利平均每场的上座人数还只有1600人，到了90年代末，这个数字变成了20000。这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转变，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德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十分不稳定的阶段，右翼势力崛起并将足球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与之相对，向来与右翼势力格格不入的圣保利地区，成了左翼人士的聚集地。

　　1984年12月，来自汉堡和多特蒙德的新纳粹主义者，用燃烧瓶袭击了米勒门体育场外的平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作为全欧洲第一个禁止法西斯主义者入场的足球俱乐部，圣保利开始吸引大批厌恶极端民族主义、渴望远离足球流氓的年轻人，渐渐从一家平民俱乐部变成了一种信仰与政治符号。

　　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看到左翼思潮对圣保利的巨大影响。比如球场内随处可见的反法西斯、反性别歧视、声援性少数群体标语，比如一年一度的“圣保利反种族主义锦标赛”，当然，还有那已经演变成圣保利特有文化标签的朋克音乐。

　　斯文-布鲁克斯是圣保利俱乐部安全部门主管，40年前，还是学生的他从朋友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性手枪的专辑，从此成了一名朋克青年。

　　没有了耀眼的皮夹克和炫丽的红发，这位曾经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乐队主唱，如今看上去与其他德国大叔没什么两样。但每逢俱乐部举办球迷活动，他还是喜欢上台找一找当年的感觉。虽然早就过了“聚会到凌晨5点，然后起床上班”的年纪，但用他的话说，自己体内的朋克之魂从未熄灭。

　　从球迷到球迷领袖，再到俱乐部高管，布鲁克斯已经陪伴圣保利走过了30个年头，见证了球队升级、降级、濒临破产的起起伏伏。“圣保利偷走了我的青春，这就是它为什么在我心中如此特殊。”

　　作为一种自带意识形态的音乐流派，没有什么比朋克更能代表圣保利自由、反叛的精神内核。每个主场比赛，球队都会在AC/DC《Hells Bells》的BGM下步入球场，而每当球队攻破对手大门，球迷就会跟随着节拍唱起Blur的《Song 2》。

　　在这里，足球与音乐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2003-04赛季，圣保利一度走到破产边缘，球迷自发在体育场外举办了一场音乐节，筹集到25000欧元助球队渡过了难关。作为回馈，圣保利出资在社区开办了一所音乐学校，其中的一些学员后来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收到了不少演出邀请。

　　与音乐的紧密连结，让圣保利获得了很多乐队的支持。挪威金属乐队Turbonegro为他们专门写歌，冰岛后摇乐队Sigur Rós穿着他们的球衣巡演，球队那标志性的“骷髅海盗旗”，也出现在不少乐队的专辑封面上。

　　今天的圣保利，已不仅是一家因朋克而出名的足球俱乐部，而逐渐成为朋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象征之一。

　　对于支持圣保利的球迷来说，足球并非他们热爱这家俱乐部的全部理由，成绩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球队即使一度跌入德丙，依然能保持全欧洲最高的上座率。

　　但这种超越足球的狂热，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球迷看来，圣保利那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容不得丝毫侵犯和动摇，即便需要以牺牲俱乐部发展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1989年，圣保利曾计划修建一座包含购物中心、酒店的全新体育场，却遭到球迷集体抗议。此后俱乐部的一系列商业化举措，包括增设VIP坐席、将私人包厢出售给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安装一块付费LED屏让球迷畅所欲言，全都在反对声中不了了之。

　　2017年，圣保利与斯托克城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兄弟俱乐部，但仅仅2年后双方就以人事变动为由宣布合作终止。背后的真相则是，圣保利球迷不能接受球队与博彩沾上关系（斯托克城的球衣赞助商是博彩巨头Bet 365）。

　　“过去几十年，圣保利一直试图在过度商业化的环境中坚守自我，未来也将继续为之抗争。”迈克-帕尔是圣保利足球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俱乐部100周年纪念书刊的作者之一，从14岁开始就成了球队死忠。

　　在圣保利，球迷拥有对一切事务的决定权。他们是德国第一家将经营原则写进章程的俱乐部，其中的部分条款包括：

　　也许圣保利永远无法成为人们口中的豪门球队，甚至明年能否继续留在德乙都是个问题。但在金钱决定游戏规则的大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足球还有另一种玩法。